宋代民间信仰探微——以岁时节令习俗为中心

节日民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为节日增添娱乐色彩,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将民间信仰注入其中,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呈现和反映。传统节日延续至宋趋于定型。重阳、端午和元旦,避灾驱邪和避瘟除病是其重要主题;元日、立春和晦日的祈富和送穷活动,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七夕、社日乞巧乞聪明则传达了男女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盼。

在时空观念中理解民间文化的本质——评《近代华北乡村的民间信仰及其空间体系研究》

民间信仰习俗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也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将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很多,至少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但是各学科之间,甚至各研究成果之间可以沟通的途径或可探讨的理论却相对缺乏,以致呈现出较为分散的,以个案研究为普遍特征的现象。对此,如何在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民间信仰这一研究对象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推进就成为学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是哈尼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哈尼族传统舞蹈的缘起,没有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就没有哈尼族传统舞蹈。由于哈尼族支系繁多、居住分散,因而各地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的舞名、舞种、表现场域和表现形式等有所差异,但它们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是一致的,既具有积极追求理想生活与实现人神合一的理念、浓郁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强烈的生存与发展的意识和意志等文化内涵,也具有祭祈奉祀语言、娱人悦神崇祖、顺势向上功利等社会功能,在哈尼族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间信仰的治理与引导———基于M市的实证调查

把民间信仰纳入基层治理范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大课题,更是民间信仰工作重要的实践探索。从M市民间信仰治理实践看,民间信仰呈现出“多与杂”“随意与规范”“民俗性与实用性”等特征。调研发现,普遍存在对民间信仰走向“善治”的重视不够、民间信仰管理与乡村振兴统筹性响应不足、乡村文化精英发掘和培养不力等现实问题。为此,需要提高政治站位,重新审视民间信仰,辩证看待民间信仰的作用;完善民间信仰的引导机制,提升民间信仰文化品格;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民间信仰事务治理的人才基础,促进民间信仰更好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滇南彝族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和特点及影响

民间信仰文化是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保存比较完整、系统的民俗信仰活动的文化体系,是彝族历代先民传承和发展下来的一种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体系,也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奉行“灵魂信仰”且“多神信仰”,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鬼神信仰为辅,并对其传统农业经济行为、自然生态保护和人生礼仪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建筑现象学视角下的厦港片区民间信仰空间更新改造设计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比宗教更为稳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几乎未发生变化。信仰空间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是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遗存。基于建筑现象学理论,本文以厦门厦港社区民间信仰空间为例,按照“场所认同”“知觉体验”“叙事体验”三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空间的更新设计进行探讨。

梅山地区传统聚落民间信仰空间研究

民间信仰是传统聚落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民间信仰空间是民间信仰在聚落空间中的一种具象体现。湘中梅山地区曾经是集中连片贫困区,文章立足湘中梅山地区传统聚落,引入景观基因理论,通过梳理梅山地区民间信仰与传统聚落研究现状,分析梅山地区民间信仰与传统聚落的关联性,总结梅山地区传统聚落民间信仰空间研究价值,提出景观基因图谱视角下的保护与传承策略,为传统聚落民间信仰空间的合理保护与再开发利用提供新视角,以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双赢互动,助力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妈祖在上:民间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与边界

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民间信仰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受到挑战。本文通过对湄洲镇“妈祖评理室”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妈祖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具体机制及其适用边界。研究发现,妈祖信仰通过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引导,构建了矛盾双方的共识基础,降低了矛盾的冲突性,有效促进了纠纷的解决。“妈祖评理室”通过环境设置和仪式设计,营造了一个基于妈祖信仰的矛盾纠纷化解场域。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妈祖信仰的文化影响力和道德约束,调解员能够有效降低双方的情绪对立,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然而,民间信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适用边界,民间信仰需要在特定的信仰环境中与正式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对正式机制的有效补充,并实现对复杂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数字人文视野中的中国民间信仰

田野调查是民间信仰研究的主流方法。受到田野地点的空间束缚,田野调查往往只能对小空间范围内的个别信仰展开研究。这导致在传统路径下,我们很难获得对民间信仰的全局性或整体性认识。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勃兴,该文尝试运用这一新的技术工具,探索民间信仰调查研究的两种新路径:一是定性文献的数据库化,二是GIS技术的运用,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调查研究路径的不足,有利于对民间信仰形成全国性的整体认识与分析。

明清武威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分布与发展——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明清时期,武威民间信仰繁盛,既包括东岳大帝、雷神、龙王神、马神、韩湘子等在内的神灵信仰,又包括以孔子、张达、关羽等为代表的祖先信仰。武威民间信仰体系内,不同类别的神祇以相同的功用被民众共祀。在祭祀神祇时,广大民众怀着祈福纳祥的心态对神灵和祖先尊崇有加,透露出民间信仰主体实用与功利的心态。武威民间信仰也蕴含着特殊的政治意涵,官方对民间信仰的建构和影响,是国家力量向地方渗透的过程,亦是“国家在场”理论的具体实践。

从《神弦歌》看六朝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神弦歌》是六朝时期建康地区民间祭祀杂神的乐曲。察其所祭之神,既有被视为巫信仰的自然神灵,又有道教众神;视其祭祀仪式,既沿袭巫祭“迎神—祭神—送神”的模式,又模仿道教斋醮仪式。这反映了《神弦歌》巫与道相交融的特点,也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复杂性。这一特点的产生主要有创作群体和文化交融两方面的原因,凸显了建康地区文化信仰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中国民间信仰与乡村发展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具有某种天然的关联,一直以来农村和农民都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阵地和信众主体,故中国民间信仰又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在近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中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而但凡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者,又都离不开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关注,民间信仰甚至成为国内外学界观察、研究和探寻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之路的一个关键视角和重要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出现了数次高潮期与低谷期的不断交替,几乎与乡村社会的兴衰转折同频共振。依循百多年中国民间信仰与乡村发展研究的轨迹,可以发现,民间信仰功能文化的复兴彰显与乡村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内在耦合,它们互为体现、互为机理;乡村振兴既是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的延续,又是关系乡村现代化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为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型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福建民间信仰特征及其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近30年来,福建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民间信仰神祇的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福建也是全国最先开展民间信仰管理探索的省份,历史积淀深厚。从被视为“封建迷信”到2024年春节“福建游神”的火爆出圈,民间信仰的文化身份问题再次引发政界、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民间信仰作为古老的民间文化遗存,为当代社会提供价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一直是福建民间信仰社会治理追循的内在逻辑与变革方向。可以以调研获取的数据为切入点,数据化呈现福建民间信仰的总体特征,通过对福建30年治理经验的梳理,总结其社会治理的总体意图与价值取向,为今后开展更加全面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闽台移民史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

陈在正著,九州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在正教授集结以往研究成果,成《闽台移民史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一书。全书共两篇。第一篇“台湾移民史研究”部分共8篇文章,溯源了龟山庄氏、兑山李氏、壶嗣吴氏、心田赖氏、埔坪林氏、颖川陈氏、丁氏七大宗族的形成,探讨了七大宗族向台移民的人数、时间、地点及宗族形成,考察了台湾地区雾峰林家与漳州的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民间信仰的结构与内涵

西南地区自古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生态脆弱区,相应地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灾害神话叙事。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是一种超自然观、神祇崇拜、仪式展演与禁忌实践相结合的民间信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性灾害神话叙事体系,神话是民间信仰实践的权威经典,而仪式实践则是民间信仰的效验机制,它们有机形成一种互文互释的内在结构。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以神祇的名义,动员每一个民族成员具身参与神话叙事,通过共同在场强化其灾害记忆与文化认同,从而实现防灾减灾的祈愿目的,促进地方社会的自我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民间信仰蕴含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并以其交互性实践实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元共存:近代豫东民间信仰研究——以淮阳县为例

近代淮阳民间信仰主要包括自然、祖先、地方神灵、宗教诸神等类别,具有多元共存的特点。这是当地民众功利化的信仰动机、长期形成的多民族融合及民众认知能力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民间信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梳理,对了解近代以该县为代表的豫东地区社会结构、环境及文化特点亦有一定裨益。

何以为药王:明代“药王孙思邈”民间信仰形成探略

孙思邈被民众奉为“药王”并非当代之事,而是发端于明代,经过韦慈藏、孙思邈两位医药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历史现象。明代前期,韦慈藏与孙思邈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明代中期,孙思邈逐渐显现出后发优势,而韦慈藏形象未有更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后期,孙思邈“药王”名号的出现与“孙思邈何以为药王”理论阐释的跟进,为其名号在民间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医药人物形象背后属性的变化,是孙思邈最终取代韦慈藏的关键因素;医家医史与民间医药祭祀的良性互动,推动“药王孙思邈”名号的形成与行之久远;地方官府为“药王孙思邈”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在民间信仰中的整合——以云南亨召村龙王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农村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的象征性表达,它承载着激励村民意识、激发道德实践、维护公共空间秩序和生成生活方式的强大功能。而在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来达到国家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这时民间龙王信仰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利用民间龙王信仰对地方社会进行教化,以维护地方统治;另一方面地方权力借助民间龙王信仰的功能来强化权力。基于此,本文以云南省亨召村龙王信仰为例,研究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在亨召村龙王信仰中是如何相互作用和整合的。

民间信仰及其建筑构成特征研究——以广德祠山大帝祠庙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间普遍存在的、人民自发地对神灵的信奉与崇拜。广德祠山大帝是我国历史上东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文章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背景,陈述了民间信仰建筑研究的必要性,探讨了民间信仰及其建筑的源流。以广德祠山大帝祠庙为例,分析了民间信仰建筑的基本组成及其特征。

《聊斋志异》中关帝信仰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研究

《聊斋志异》在书写关帝信仰时,对关帝信仰与其他七种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艺术化的描写。在该书中,关帝信仰作为国家正祀的一面得到凸显,并分别与三类民间信仰产生互动:一是包括周仓信仰和城隍信仰在内的异化的官方信仰,二是包括雹神信仰和蚩尤崇拜在内的地方神灵信仰,三是包括狐狸崇拜、青蛙神崇拜、猪婆龙崇拜在内的民间动物崇拜。关帝信仰与它们的互动呈现出既有合作与共存、又有管控与压制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