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灵、实理与气禀:朱子论心、性、情

朱子针对孟子只讲本原之性而忽略气禀之性,认为这种心性论无法解决恶的来源问题,从而无法认识人的整全性和差异性。朱子梳理了从孔孟到荀扬再到韩愈的人性理论的历史脉络,指出他们各有所偏;以张载“心统性情”以及张载二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基础,朱子重新解释了心、性、情三个范畴的含义、特点和效用,认为心是虚灵明觉,具有统摄义和主宰义;性是实理,其内涵是“合当”或当然之理,即规范性和正当性的道德指向;而情则是心之已动和性体的发用,因此属于气禀的范畴,气禀精粗和正偏导致情有善恶之分。并且朱子坚持认为气禀也属于性,其中的恶也是性之构成因素,这就打破了孟子性善论的判定,倾向于性善恶相混的观点。

朱熹论“气禀”与人的道德

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朱熹认为"气禀"浊偏成为恶之根源,主要是因为昏浊之气造成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我们反对"命定论"、反对"宿命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存在着个性的不同、天生秉性的差异,我们汲取朱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秉性特点,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力图更好地、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朱熹"人之初""道德"差异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因人而异,启迪我们针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克服“气禀”之偏以成圣——朱熹成圣工夫论

作为理学大家的朱熹,其为学宗旨无外乎成圣。在朱熹看来,不能成圣的根源在于"气禀"之偏,这就意味着克服"气禀"之偏方可成圣。本文首先从天地唯一"气"的宇宙观出发,指出朱熹视域下的"理"非别为一物,乃即"气"而在。在天为"理",在人则为"性"。朱熹将"性"分梳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不过当留意的是虽言之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然其实两性本一。就天赋之本然而言,谓之"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不能悬空而在,尚待行之于世,"天地之性"行之于世便是"气质之性"。由此朱熹便将成圣之为学工夫理解为克服"气禀"之偏,以回归"天地之性"。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

朱子哲学体系中的“气禀”观

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气禀”之说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朱熹认为,“气禀”既是指“血气”之充,更是指滋养人们道德的浩然之气。由探讨“气禀”出发,朱子强调,“气禀”与“气质之性”是彼此互相关联的两个概念。人们禀受之气固化于意识之中,形成了“气质”;而所禀得之气的清、浊则形成了“气质之性”。由此,朱熹又提出了“气禀之偏”的论题,提出“性本是清,但因气禀而生善恶之性”的观点,并对孟子“四端”之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在回答如何才能取气之清者的工夫论问题时,朱子提出了持其志、守其气、正其心的原则,并主张通过格物穷理的方式来实现道德认知的提升。

朱熹论“善”、“恶”与“禀气”

朱熹主张“禀气定数论”,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以及人类都是因为禀气不同而定的。他首先说明了“人”和“物”都禀气而成,只是禀气不同。又认为人的命运是由气禀决定的,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他还论述了“先天禀气”是造成人的“善”“恶”的品质的根据,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善恶来源问题。

朱熹“禀气”说与人的道德先在性

朱熹强调后天的努力对个体人道德修养提高的重要性,故而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不可否认朱熹在探讨个体人的道德水平高低时,认为“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认为人的道德和出生时的“禀气”有关,具有先在性,具有先天的因素。他从“禀五行之气”与“五常”、“禀气与人的善恶的先在性、用“禀气”论证人道德根性上的差异的先在性三个方面,用“禀气”说明了人的道德先在性。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强弱”

朱子思想中具有"主宰"作用的"理"在流行中往往"拗不过""气",气影响着理在现实层面作用的发挥。朱子思想中有"气强理弱"的一面。然而,仅仅看到"气强理弱"只能解释修养的必要性,无法解释修养的可能性。朱子思想中还有"理强气弱"的一面。"理气强弱"这一问题与朱子修养论、历史观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密切相关。

唐君毅先生之船山人性论浅释(下)——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

唐先生认为,船山的两端一致说,肯定气禀,认为恶的来源不在于欲求,而在欲求的不中节,以情才之交的不当位而下流。耳目口鼻与欲求,不是吾人当该舍弃的对象,而是当吾人把情才之交,流荡而为机械式,下委而不能中节所造成的。故唐先生对船山论气质与恶的关系所作诠释发挥了船山重气的义理,视气是可以保住的,重点在于别低贱气,独尊性,因性为孤立,如此则否定世间气化,而且情才也要依于性善的引导,才能不流于恶。

由“祥子康复”谈“有胃气则生”

传统中医无论是治病还是调养身体都非常注重＂胃气＂。＂胃气＂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平人气象论》：＂平人常禀气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日逆,逆者死。＂又如《素问·五脏别论》日：＂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华佗曾说：＂胃者,人之根本;胃气壮,五脏六腑皆壮也……＂《养老奉亲书》认为,＂脾胃者,五脏之宗也＂,

试释“文气”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屡展出现于从先秦至明清的历代有关著述之中,可见它在古文论中占据着何等重要地位。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气”,这是古文论研究中存疑的问题之一,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思想家论个别差异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对个别差异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个别差异的存在,并对个别差异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差异观,即气禀论差异观、习染论差异观和性习论差异观。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论唐君毅对朱陆工夫论异同之疏解及其误识

对于朱熹、陆九渊工夫论之差异,唐君毅主张象山谈立本心,自信即得,而朱熹却为对治气禀物欲之杂而有涵养、致知、察识的三义工夫的架构,其背景则有一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结构关系。唐氏认为,如依朱熹之心性论及所发之工夫论而言,朱陆意旨相通,差在毫厘,但如依朱熹宇宙论立场,则此自信之工夫即非有其必然性,故应搁置朱熹宇宙论的讨论,而直视朱熹心性论及工夫论之意旨,如此则朱熹之工夫细密为细节,象山之工夫简易为纲领,两人无不可会通之理。其实,陆象山工夫论也预设了气禀说,也存在宇宙论的理论背景;而朱熹心性论、工夫论不能离于宇宙论,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整体架构,这其中不存在宇宙论进路之工夫得以隔别心性论进路之工夫之可能。唐君毅在朱陆工夫论异同问题上,既有否定牟宗三、劳思光相关论点之处,同时又深受二者观点之影响,在理论上显得依违不定。

朱熹的“心即理”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兼论朱陆之异同

朱熹强调"性"与"心"的不同,并较多讲"性即理",但是,朱熹又讲"心即理",并对"心"多有研究,从而表明朱熹讲"性即理"不仅与讲"心即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与陆九渊讲"心即理"也属大同小异。因此,朱陆的差异不在于朱熹讲"性即理"、陆九渊讲"心即理",而在于朱熹所谓陆九渊"不知有气禀之杂",从而造成工夫论上的差异。

王充论“命”

王充在继承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用元气、星象、骨相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解释“命”,主张偶然的禀气决定了必然性的“命”;而从另一角度,他又认为偶然发生的任何变故,又都是必然性的“命”决定的,最终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

朱熹心性论和易学的关系

朱熹在心性论上,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而“理”与“太极”相连,“气”与“阴阳”有关,由此阐述朱熹的心性论和易学有密切关系。

国医大师张琪教授治疗肾病注重调脾胃的学术思想

张琪教授重视调脾胃的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内经》云：＂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内经》云：＂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脏腑经络之根。＂＂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因此,张琪教授临证中,非常注重对脾胃的调护。1诊病问疾,首调脾胃张琪教授临证问诊,以问消化为先,常问大便及饮食情况,若有脾胃不和,则先调脾胃。

论朱子学视角下的恶之无根

因人心之危,一念之差极易朝人欲放纵;气质之遮蔽在一定程度上亦使得天理不能直遂、朗然地充分展现,可能导致人更容易为恶。前者是从发动机制上来说,后者是从影响因素上来说。然人心并不等于人欲,气质之恶是可变可化的,两者均非恶之根源,并不必然导出恶。而察人欲之所出,会发现恶是出于己私做坏了的欲,为受欲望牵引而反善性、后天旁逸斜出者,恶实为一有原因却无根据的物事。又,恶虽无伤于本体之善,但私欲长一分,天理便消一分,人终需加克治之功以去恶存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