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的可行性研究——基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

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之一,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东南亚国家的相关法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在本领域开展合作的先决条件。论题分别对处于不同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进行分析,主要从相关国际法规则和国内立法入手,探讨各国就此展开合作的法律基础及针对处于不同水域的文化遗产提出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和合作模式。

“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划区管理工具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的深入,已有长眠于此的水下文化遗产被发现,如何为全人类的利益保护这些文化瑰宝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就地保护应为首选,加之“区域”非任一国家管辖,依托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就地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势在必行。但是,现有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在适用上尚存诸多法律困境。为此,在多边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层面,可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增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效能,注重同公海保护区的耦合和同区域海洋组织的互动。中国作为“区域”矿产开发大国和水下文化遗产大国,除了在国内法层面促进水下文物保护区同海洋保护区的协同和提升深海能力外,还应积极深化多边合作以推动划区管理工具间的协调。

论我国主张管辖之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近年来,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发现了许多中国沉船和载有中国货物的外国沉船,然而,由于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我国管辖范围以外,且我国和沿线许多国家并未加入2001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给我国参与相关保护和研究造成了困难。在分析现有国内法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借鉴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以及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我国主张管辖之外的三类水下文化遗产,提出完善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公约和签订双边、多边协定三个途径,以完善对该部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合理保护制度:海洋能源开发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及应对

海洋能源开发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各自侧重的维度,但海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是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过程。因此,开发与保护之间极有可能面临现实的冲突。而这类冲突主要是因为制度的不平衡而导致的,其形式大多表现为海洋空间规划的不平衡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具言之,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协调是产生这类制度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此类冲突,必须以促进能源开发兼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为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就地保护原则、增设能源企业的地质数据分享义务和损害赔偿责任,有效缓解制度冲突。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挑战

不可否认，水下文化遗产对人类非常重要，例如，其可以作为研究历史和人类祖先文明的有力工具。有鉴于此，水下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有力保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1年公约》”），都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相关规定，后者更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门法。水下文化遗产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南海周边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争端最富有争议。南海连接了安达曼海和太平洋，其间的历史航线在古代就被用作海运贸易路线。由此可以推测，南海水下肯定藏有丰富的考古文物。然而有时，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似乎遭到了忽视，因此，这些遗产很容易出现丢失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本文指出了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3个挑战。首先，可适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不足以保护南海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2001年公约》虽较为全面，但是南海周边各国中只有柬埔寨一国批准了该公约；其次，南海海域存在主权和划界争端；最后，南海周边各国相关的国内法尚不一致。在此情况下，作者建议，为加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南海周边各国应该批准《2001年公约》，缔结区域协定，并协调各自的国内法。

中国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方案探究——以《〈条例〉修订草案》和《公约》的比较与结合为视角

国际社会对《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接受日趋普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是中国为适应水下文物保护新形势所做的努力,也是中国为日后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提前做的法律准备。该草案增加了原址保护、严禁商业性打捞、设立水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建立联合执法巡查机制等新规定,在精神和制度上更加接近《公约》。不过,仍有不少改进空间。现阶段,中国可在尊重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实际的前提下,通过重塑保护模式、重新定义保护对象、完善保护制度和加强保护措施,推动《〈条例〉修订草案》向《公约》进一步靠拢。同时,还可从政策制定、政府引导、人才培养、资金储备和技术提升等方面做好准备,逐步建立从双多边合作,到区域化合作,最终形成国际社会普遍合作的保护管理机制。中国可在准备充分时择机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海峡两岸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基础——比较大陆的现行法制与台湾的立法草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已经于2009年生效。作为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水域内有非常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正面临严重威胁甚至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对大陆现行立法和台湾立法草案之间的比较研究。为两岸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若干思路。

“区域”内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为视角

在"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和处置,因而在勘探开发"区域"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随着"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水下文化遗产将会被发现,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保护"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正在修订的《"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在对上述问题的处置上鲜有实质性突破,尚存较多的完善空间。因此,在该草案的后续修订中,应在首先实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同其上位法协调的基础上,积极致力于保护条款用语和程序的明确,促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同其他利益攸关者间利益的协调,同时主动借鉴已有实践充实保护内容。中国作为"区域"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大国,除了要积极倡导并参与多边合作完善该草案中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外,还应大力完善国内立法,以应对"区域"矿产资源的商业开发。

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理念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十分复杂。《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树立了就地保护、禁止商业开发、合作保护、鼓励公众参与、为全人类利益保护等先进的理念。中国有必要修改现行法律,吸纳这些先进理念,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

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业已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全球首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公约。公约界定了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保护"的内容,确立了若干保护原则,创设了多种保护模式,并规定了若干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行。为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享受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浅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即提出设立"水下文物保护区",201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建立涵括水下文化遗产的海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同时,近年来,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客体已从沉船扩展到遗址,并在福建平潭岛开始了区域系统调查的新理论与方法实践。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模式适合水下文化遗产的特性,以及我国既有的涉海资源管理体系,符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国际原则与实践,以及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新趋势,有利于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进行综合研究、全面保护与协调管理,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值得尝试的一种新模式。

美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模式简介

美国是较早、较全面地开展水下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与管理的国家,且已在"海洋防护区"的国家模式下进行了十余年实践,海洋与文物部门,联邦、州与地方共同设立了数种符合具体水下遗产情况的保护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及相关环境、自然与人文资源,并与当地社会形成了良性互动。本文就美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模式的历史与发展,以及主要法规、项目、机构、保护区的情况进行一些介绍,并在文后以附录形式介绍了一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实践较为成熟的国家的情况。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评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国际社会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公约。由于水下文化遗产国际保护牵涉到众多棘手问题，如沿海国和船旗国管辖权之争、考古学界和打捞业的利益矛盾、国家主权豁免等，公约的起草过程中争议重重。尽管最后文本受到了美英等海洋大国的非难，但公约毕竟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协调，原则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持了一致。最为重要的是，它为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评析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海洋法领域的一个新课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类的研究和开发空间越来越广阔,但这些活动同时引发了很多弊端,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便是其中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于2009年1月初正式生效,该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最为全面、系统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专门公约,其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明确和科学界定、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机制以及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多样化规定等都极具开拓性,为更好地规范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面、科学的法律依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浅析“南海I号”等四处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南海I号”沉船的整体打捞、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的建立、“南澳I号”沉船遗址与“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的保护发掘更是其中四颗璀璨的明珠。本文通过对该四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找出其各自所采用的不同的保护模式及其原因。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区初探

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互动的遗存,水下文化遗产可视为广义的海洋生态与环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海洋环境要素密不可分。水下文化遗产国际法规则见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但缺乏保护落实机制,尤其是跨界或管辖权争议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更存在明显的国际法空白。因此,参照国际海洋法实践中更为成熟的海洋保护区制度,结合水下文化遗产与海洋生物资源伴生的特点,尝试综合性保护区建设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国际法规则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古代贸易沉船在内的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区域合作、建立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东盟一向注重文化合作,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协议中的有限合作领域之一,中国参与其中是周边国家在这片海域长久交往的历史及文化、社会关联的延续。中国与东盟各国可在2014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倡导的“探讨和开展合作”等精神指导下,倡导基于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的海洋资源保护性区域合作,建立预防性划区保护制度与实践,有利于遏制南海周边国家在相关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盗捞、破坏等违反涉上述诸“公约”行为,遏制无序开发、缓解争端、推进区域和谐发展。

水下文化遗产归属的困境与法律对策

根据物权法的相关理论,水下文化遗产既非绝对的无主物或有主物,也非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难以对其属性作出准确界定。在结合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及水下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殊性质,水下文化遗产的归属应当以原权利人所有主义为主,以先占主义及来源国所有主义为辅,并根据沿海国在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管辖权不同而区别对待。我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对于我国领海与内水内一切文物,以及领海外依法由我国管辖的海域内起源于我国或所有权不明的文物均归我国所有,但对于其他海域起源于我国的文物,我国仅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这种作法并没有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容易引起各国之间的争端。我国应尽快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在加入之前,应通过区域协商谈判机制解决与"南海丝绸之路"其他国家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争端。

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水下文化遗产受到未授权的打捞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因此，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工作变得愈加迫切和重要。然而，21世纪以前，国际法并未系统地对水下文化遗产施加保护。参考一些有关文化财产的国际文书、海洋法、打捞法，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工作已开始，但是这类保护工作还是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框架。该公约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设立了一些重要制度，如就地保护、严格限制适用打捞法，以及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水下文化遗产管辖权制度。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法下，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涉及管辖权和所有权问题时。本文指出各国应采取何种行动来积极执行上述公约，并鼓励就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谈判，签署更多的合作协议。

台湾海峡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学者普遍呼吁两岸应搁置政治分歧,构建一套合作机制,以共同保护台湾海峡的水下文化遗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合作目标、原则、内容和机构等实际操作层面,很少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两岸合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基础。本文拟从两个层面分析两岸合作保护的法律基础,即两岸是否对台湾海峡水下文化遗产具有管辖权,以及两岸的相关规定是否为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两岸合作保护海峡内水下文化遗产存在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清晰的合作路径,应积极利用这一法律机制,合作保护海峡内的水下文化遗产,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交流,加强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

领海内满足水下文化遗产定义的军舰的法律地位：中国和东盟国家立法研究

对古老的沉没军舰是否仍然享有国家豁免这个问题，国际法则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分歧也较大。《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定义包含了沉没100年以上的军舰遗骸。对于古老的沉船，安全因素就不再是一国排除其他国家管辖的理由，各国国家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甚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实践。虽然中国和东盟水域里都存在大量满足《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水下文化遗产定义的军舰遗址，但其国内法完全没有涉及该问题。面对现存或潜在的有关古老军舰遗址的冲突，中国和东盟国家几乎面临无法可依的状态。中国迅速发展的水下考古事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都给该地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供了全新的契机，关于军舰遗址保护的法律空白也需要及时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