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效遥感分析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长期以来,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生态系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并导致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减弱。自2000年以来,国家在此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通过对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特征的监测,可实现对生态工程实施成效的评价和主要生态问题的识别,有助于提升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管护决策的科学性。本研究以多源遥感数据为信息源,在提取2000—2020年生态系统类型与质量参数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结构、质量现状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20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整体以高盖度植被为主,生态系统状况良好。整体上生态系统结构和质量的多年变化幅度均较小,生态系统基本稳定,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局部地区草原退化、沙化和沼泽面积萎缩等生态问题依然存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仍处于关键阶段,建议针对生态系统退化区域加大力度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侧向水源补给下人工暗挖隧道稳定性分析

依托某地铁暗挖区间工程,采用现场监测和数值建模的方式,建立了侧向水源补给条件下的人工暗挖隧道模型,分析侧向水源补给对隧道周围土体孔隙水压力、地表变形、支护结构收敛和围岩塑性区四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侧向水源补给与隧道距离相同时,水源深度对隧道稳定性影响不大。而当侧向水源补给距离隧道越近时,开挖过程中隧道稳定性越差。提出采用使补给水源远离隧道的方法,保证暗挖隧道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为之后侧向水源补给条件下人工暗挖隧道稳定施工提供参考。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估算及时空格局分析

客观认知畜牧业碳动态及其时空格局是夯实区域畜牧业低碳和生态化发展的科学基础。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县域尺度的畜牧业生产投入数据,运用全生命周期法估算畜牧业碳足迹,揭示其时空变化和结构特征,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畜牧业碳足迹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整体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80%,且历经快速增长-缓慢下降后回升-波动下降3个时序变化阶段。2)产中环节的牲畜肠胃发酵和粪便管理环节产生的大量CH_(4)、N_(2)O是温室气体“俱乐部”,羊、牛的CH_(4)、N_(2)O排放量不断增加且远高于其他牲畜。3)玛曲县一直是畜牧业碳足迹的超重型区,重型区演化表现出波动态势,但主要集中于碌曲县和夏河县,临夏县、积石山县、和政县畜牧业碳足迹处于轻型,合作市、卓尼县、临潭县则处于中型排放;畜牧业碳足迹总量由大到小依次为牧区>农区>半农半牧区。4)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北冷南热”“西热东冷”的特征;县域尺度下,玛曲县、碌曲县是高碳集聚区,合作市、和政县、康乐县呈“低碳锁定”效应。因地制宜制订差异化的区域畜牧业发展策略,有助于推动减少畜牧业碳足迹数量以实现畜牧业低碳转型。

驿城区地下水源补给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评价分析

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以驿城区地下水源地补给区为例,对该区地下水进行评价分析。采用水质评价和污染状况评价,并通过ArcGIS绘制超标因子污染分级图。结果表明:未污染水样有37组,占总水样的35.24%;被污染水样68组,占总水样的64.76%;主要超标因子为铁、锰和氨氮;主要污染原因有工业三废的排放、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排放产生的污染及其他污染。

多水源补给的宿迁市黄河故道水量-水质耦合优化调控

为了实现黄河故道水量和水质双重保障目标下的耦合优化调控,需要综合考虑水量补给渠道、水质改善目标、经济成本和技术难度等多重因素。研究基于黄河故道11级梯级蓄水工程和骆马湖、中运河、洪泽湖对黄河故道的补给关系,充分利用和优化分配周边水系水源,通过建立水量-水质耦合模型,开展多种水资源配置方案的数值模拟与方案比选,提出多水源补给的黄河故道优化调度方案。结果表明:在“高水高用、低水低用”的基础上每月增加小额生态补水量(0.42亿~0.52亿m3),成本适中、技术难度低,且水质改善效果较好,2018年(现状年)和2025年(规划水平年)水质综合改善率分别为22%和9%,水质总体达标率分别为82%和93%,调水成本分别比单一水源(“高水”)成本降低16%和24%。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协调分析

为揭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协调时空变迁规律,本研究基于1999—2020年数据资料,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表现为小幅增长,其中调节服务价值最大,文化服务价值最小。农户生计资本不断提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幅最大,是农户生计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两系统耦合度呈极度耦合状态并呈“先升后降”趋势,农户生计资本多元化可有效减缓生态系统压力;耦合协调度总体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四阶段,变迁态势趋好。因此,建议提升补给区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着力夯实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以期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目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厘清其“人—地”关系及影响因子,对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运用加权法测评2005—2019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及两者关系,采用响应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分析人地关系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2005—2019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历经了“良好—下降—有限恢复”。人地关系综合状态体现出“中高度宽松—中轻度紧张—中高度紧张”的演变特征,且区域分异明显,牧区、半农半牧区人地关系较农区趋紧。人类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作用效应体现出显著的时空演变特征。时间演变方面,体现为“胁迫效应”减弱—“促进效应”递减—“胁迫效应”增强。空间演变方面,合作市体现出“胁迫效应”减弱向“促进效应”增强变化;临夏、和政和积石山3县由2015年前的“促进效应”变为“促进效应”减弱;康乐、临潭、卓尼、玛曲、碌曲和夏河6个县表现出“促进效应”减弱向“胁迫效应”增强。畜牧业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影响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关系。[结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未来应重点从区域畜牧业绿色转型与农牧民生计能力提升方面探索实现人地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西安皂河治理水源补给设计方案对河道水质演变影响研究

为研究水源补给方案对西安皂河水质特征演变影响,采用SWMM水质模型开展了皂河水源补给点与补给量对河道水质参数影响特性。结果表明:水质pH值分布具有时间效应,1月pH值最高,而每年11月~12月、1月~2月水质pH均较稳定;上游补给点方案中水质pH值更趋于中和。COD含量与氨氮含量在1月~2月份最高,7月~9月份最低;上游补给点方案两参数含量均为最低,中、下游补给方案的氨氮含量波幅性较大。高、低补给量方案下水质pH水平相当,补给量3500万m^(3)方案下pH值趋中和。当补给量愈多,COD含量在补给量3500万m^(3)后具有反增态势,而氨氮含量在该补给量方案后平均降幅较小。论文可为研究水利河道水质净化处理及水源补给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生计资本指标,利用农户调查资料,测算生态补偿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采用均值比较分析和协方差分析评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最后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来提高不同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果表明:与退牧前相比,农户的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由退牧前的0.216增至目前的0.277,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分别增加了0.094、0.075、0.115、0.040,自然资本显著下降,降低了0.02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幅最大的是半农半牧区,依次是农区、纯牧区;生态补偿对农户各生计资本关系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实施生态补偿后纯牧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强,而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减弱.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亟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补偿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在概括介绍国际上生态补偿项目补偿方式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项目持续性及农牧民生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牧民对现行退牧还草工程的补偿方式不太满意,大部分农牧民希望提供有助于能力建设的补偿方式.基于提高项目可持续性以及农户能力的设计理念,提出现阶段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项目应选择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牧民的生态环境行为受制于牧民的社会观念,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带来的影响是牧区环境不断改善的必要前提。本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牧民的社会观念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维权意识影响指数为3.53,影响程度较高,但全区仅有41.13%的牧民选择维权,农区要好于纯牧区和半牧区,牧民的维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2)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监督意识影响指数为4.02,影响程度很高,受牧民文化程度的影响,在半牧区和农区表现较为强烈;(3)牧民对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大,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环保意识的影响较为深刻,影响指数为3.95,且3组之间差异不大;(4)生态补偿对牧民参与意识的影响指数为3.94,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导致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受到更大影响。从整体来看,生态补偿的实施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牧民的社会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维权意识,而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具有更深感受。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最小数据方法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蓄水、补水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调节起了关键作用,亟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采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出了草地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根据不同的生态恢复目标,确定补偿标准,估算新增水源涵养量。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生态补偿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水源涵养能力是可行的;(2)当合作、夏河、玛曲、碌曲、卓尼、临潭的补偿额分别达1024.3、999.79、861.74、1008.54、585.54、983.22元/hm2时,该区退化草地将全部禁牧,将新增水源涵养量2.253×109m3;(3)草地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和农户经济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差别化、动态化补偿标准。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成因分析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土地总面积为3.06×106hm2,是干旱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该区曾被誉为"黄河蓄水池"的玛曲湿地趋于干涸,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分析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现状的基础上,依据有关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结合天然草地分布的实际状况,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对该区的草地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均属于中度和强度脆弱范围。并就此分析了其原因,以期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参考。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红线划定研究

在分析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从生态弹性力、生态敏感性和社会经济影响力三方面构建了生态红线划定评价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空间属性数据库,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运用空间分析、叠加分析技术将黄河水源补给区分为生态红线区、生态黄线区和生态绿线区,最终确定了各区的生态保护重点及管护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红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8.4%,主要分布在玛曲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源头、甘南临夏两州农牧交错带和白龙江沿岸地区。生态红线区应该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各种开发活动。生态黄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9.1%,主要分布在临夏州南部,甘南州西北部和南部,因其生态战略地位重要,以生态修复和治理为重点,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生态绿线区占整个区域的22.5%,主要分布在临夏州的北部和甘南州的中部,这些地区可进行适度开发,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机制建构探讨

草地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环境资源法学者也开始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满负荷、超负荷开发利用草原,导致草原资源严重破坏和不断退化的具体情况,从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以及立法完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黄河上游甘南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思路

黄河发源于青海,成河于甘南。甘南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地位,在维系黄河安危和整个流域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重视和加强黄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不仅关系到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存在的生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