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河长制实施机制探讨

河长制作为一项水环境治理制度业已定型。为进一步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必须深入机制层面,强化河长制的实施机制,包括以属地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为主体的核心机制,以及以统筹协调、考核激励、公众参与、司法协作等为辅助的配套机制,实现其从制度到机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治水责任以贯彻属地负责制,科学设定治水目标并加强督察考核以落实目标责任制。同时,应充分发挥河长统筹协调的作用,全力整合“条”“块”资源,强化考核激励效用,加强公众参与同政府主导的有效联结,将司法协作升级为多元主体立体式网状协作。

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的路径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南昌市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水生态”是南昌市的一块金字招牌。作为全国河湖水环境治理研究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南昌市不断取得治理新成效,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任重道远、治理水平与发展需求尚不匹配等困境。南昌市可借鉴参考国内外其他城市治水经验,从促进产业生态转型、强化科研技术支撑、推进统筹协同治理、建立多元共治机制几方面来破解这些难题。

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对固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太湖流域为例,从建设过程和建设结果两方面构建水环境治理工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选择信息熵改进TOPSIS模型研究太湖治理工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及变化趋势,并通过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因子诊断。研究结果表明:太湖治理工程土地节约集约综合利用水平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平稳上升趋势,太湖治理工程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排序依次为新孟河工程(0.564 4)、新沟河工程(0.480 5)、走马塘工程(0.431 6),均处于适度利用等级(Ⅲ级),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影响太湖治理工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障碍因子存在差异,障碍度变化各不相同,但总体呈现障碍因子集中、重要障碍因子具有较为明显共性的特点。

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与水环境治理效果——基于海绵城市项目的多重比较案例分析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寻求城市硬性建设与软质生态服务之间的平衡成为未来城市政策规划需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构建不同治理结构与参与条件下的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的治理效果框架,依据主体参与性和角色多重性两个关键的政策属性变量,得到四种不同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效果,分别为基础水生态服务、部门水生态供给、群体水生态价值与社会水生态福利。以海绵城市示范建设为案例,重现理论构建中的不同情景,分析在政策变量影响下实现水生态服务供给差异。研究表明,在参与主体较少情况下,若主体在服务供给环节中起到双重作用,可以实现部门水生态供给;在参与主体较多情况下,若主体在供给环节中的作用有限,则为公众群体创造城市水生态价值;在参与主体较多的情况下,若所有主体都能进入供给环节,可以满足多维度水生态服务需要,实现广泛的社会范围水生态福利。

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四湖流域375份农民样本的分析

四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过程中,农民参与激励机制不健全,农民参与动力缺乏,“虚置”参与现象严重。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中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的良性循环精髓,聚焦农民在水环境治理中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从目标驱动、绩效评估、奖惩激励、监督反馈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农民参与水环境治理的路径,为监管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自主治理:村民有效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现机制——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莲花屯为例

探讨村民有效参与水环境自主治理的机制对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自主治理理论,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莲花屯村民参与水环境自主治理为例,对该屯实践取得成功的主要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实行自主治理能够促进村民参与实现组织化有序化、使村民治理权利得到保障、有效动员村民参与并激发其参与活力、规制村民治理行为以及实现村民自主监管的目标。该屯实践取得成功与四大自主治理要素相关且呈现出四种重要机制,即为村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和保障村民参与权利的运行机制,为达成水环境治理集体行动凝聚村民共识的动员机制,为激励村民参与和规制村民参与行为提供规则的奖惩机制,为村民自主管理和互相监督明确权责的监管机制。

城市水环境治理中CIM技术的应用研究

CIM技术是信息化时代发展而来的城市信息模型构建技术,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水环境是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城市水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要积极应用CIM技术,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本文主要阐述了当前我国城市水环境现状及水环境治理方法与问题,分析了CIM技术与其它信息技术的应用实践,提出基于CIM技术的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型和CIM技术应用的保障措施,旨在提高我国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改善人居环境。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阻滞因素与发展策略--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的分析

河长制是中国完善水治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公共价值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穆尔价值战略三角模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在湖北省荆门市的实地调研,对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价值、支持、能力3个维度分析发现存在的几方面阻滞因素,即公共价值选择偏差与信任折损、制度性缺陷和“民间”能量缺失、资源整合与协同行动能力不足。要化解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实现河长制的长效、稳定与存续,应坚持使命为上,追求公共价值集最大化;优化制度设计,扩大社会公众支持;数字赋能,整体性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能力,以实现“河长制”促“河长治”。

基于水动力水质模型的浅水型湖泊水环境治理目标可达性评估

当前湖泊水环境治理仍然面临着湖泊水质的实际改善效果与工程方案预期不相符的难题,特别是城市浅水型湖泊,其受外源污染、底泥释放、降雨冲击等因素,对治理成效扰动响应更为剧烈,因此,进行多因素成效评估对城市浅水型湖泊水环境治理尤为重要。采用InfoWorks ICM模型,以武汉市墨水湖为例,搭建浅水型湖泊水质水动力模型,依据气象水文、城市开发建设、湖泊污染情况等现状数据,基于模型计算原理,研究COD、NH_(3)-N、TP等污染物的变化趋势,定量分析不同工况情景下湖泊水质的可达性,评估规划拟建工程的实施效果,可为同类湖泊水环境治理工程方案优化提供参考。

基于前景理论的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三方演化博弈研究

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水环境治理的关键举措进行探讨。考虑决策主体的不完全理性,引入前景理论,建立政府-企业-民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排污企业最终趋向于严格排污,民众则趋向于不参与监督,在政府策略倾向于加强治理的情况下仿真结果与黄河流域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民众的策略选择仍略微滞后于政府,表明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对民众的引导作用。在考察罚款、企业绿色补贴和民众监督补贴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时,发现并未明显影响主体最终达到稳定策略的时间,表明初始策略的选择更为关键。根据演化结果,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对地方政府而言,应严格依照相关条例,规范各部门职权,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投入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可借助大数据信息平台,加强流域间合作水平。对排污企业而言,应明确自身社会责任,应慎重考虑开展强污染项目,继续严格按照指标控污。政府可适当增加对流域内企业排污的绿色补贴,推动其进行绿色创新以及使用清洁能源。对民众而言,不仅需要自觉履行保护黄河流域水环境的义务,树立流域绿色发展新理念,积极响应流域内政府部门的倡议,主动监督排污企业,并在必要时举报不法行为。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建立明确的黄河流域水质水环境保护的效应激励机制,明确奖励标准,采取多元化的激励措施,充分激发社会各界参与保护黄河流域水环境的积极性。

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构建与应用研究

随着水环境治理政策的加强,我国的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7.9%,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水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1]。所以说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开展,有助于优化水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决策,还能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提供支持;通过绩效评价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水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机荷高速公路立体复合改扩建工程水环境治理研究

为探究城市高度建成区高速公路水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以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立体复合改扩建工程为例,论述了城市高度建成区高速公路水环境治理的困境,结合机荷高速公路不同区段径流及污染特征,确定基于海绵设施的水环境治理思路,规划设计了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高度建成区水环境治理方案,为城市高度建成区高速公路水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和美乡村视角下的苏南农田“GREEN”水环境治理模式应用研究

随着中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乡村水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作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在以往大规模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乡村忽略了对于水生态绿色基础设施的构建,生态格局趋于破碎。农田空间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源头,结合多学科视角探索农田水环境污染治理新模式具有高度的必要性。立足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农田水网体系,紧密结合农业空间生产属性,研究现有农田水环境治理理论方法与实际建设,提炼以“源头绿色—过程净化—末端吸收—生态保育—循环回用”的苏南农田“GREEN”水环境治理模式,探索风景园林学科水治理方法在农田沟渠、河道及湿地等乡村空间的运用路径,并以常州市中天黄金大农场总体规划为例进行实践应用。推动风景园林学科于乡村生产空间的应用模式探索,为未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供参考借鉴。

水体污染源追溯与水环境治理研究

水体污染是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水体污染源的追溯和水环境治理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对水体污染类型的分析,探讨了水体污染源追溯的方法和技术,并介绍了一些常用的水环境治理措施。最后,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难点与智慧水务平台的优势

本文主要探讨了农村水环境治理面临的难点,并提出了智慧水务平台的优势。本文介绍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将分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难点,包括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匮乏、技术水平低等。文章将介绍智慧水务平台的优势,包括提供数据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智能监测等。最后文章总结了智慧水务平台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前景。

入河排污口排查及其在桂林市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入河排污口排查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各地区都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进这方面工作的落实,并在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和溯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人员掌握了排污口数量和分布的基本情况,技术规范也更加完善,为排污口整治和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但在相关工作的落实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如入河排污口量大面广、区域分布差异大、混接混排、排放方式各异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排查和综合治理的难度。在排查和监管工作中也存在主体责任不明、工作落实不细致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1]。本文简要分析了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的目标要求和技术要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文章以某支河的水环境治理项目为例,对该河道水环境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强调了展开河道水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河道水环境治理中生态修复技术的具体应用,提出了一系列河道水环境生态修复与治理措施,包括外源污染初步净化、原位生态系统的深度净化、河道水质的持续优化、河道水环境生物系统的更新、河岸的生态修复与整治,实现了对河道水环境的优化改善,以期为同类河道水环境生态修复与治理工作的展开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水环境治理成效提升研究——以化州市石湾街道博带村为例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化州市石湾街道博带村为例,深入探讨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成效提升问题。文章基于“一核多元”治理理论对农村水环境协同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通过政府引导,寻找多方主体利益共同点达成协同能够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并结合实际调研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如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鼓励大学生搭建宣讲队伍等,进一步提升农村水环境整合治理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协同治理理论的深入应用为解决水环境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其他地区开展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河长制下江西省水环境治理效率评价研究——基于超效率SBM和Tobit模型

为探讨河长制实施背景下江西省水环境治理的成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Tobit模型,对2010年至2021年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水环境治理效率开展测算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水环境治理效率从2010年的0.948下降至2014年的0.792,然后增加到2021年的0.978,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此外,江西省水环境治理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赣北优于赣中、赣中优于赣南的特点。自河长制实施以来(2016年至2021年),江西省的水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了9.4%。分析还发现,经济水平和科技创新对江西省水环境治理效率呈正相关,而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空间集聚则表现为负相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江西省各地水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关键。研究成果可为江西省水环境治理效率提升、河长制的实施以及打造生态文明的“江西样板”提供科学依据。

减污降碳的协同思想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以摆泥河为例

以贵州省摆泥河水环境治理项目为例,分析如何在具体的水环境治理工作中因地制宜的运用减污降碳的协同思想,创新政策措施,优化治理路线,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并对此提出政策建议,论证理论的同时为当地减污降碳项目的协同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先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