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之整合

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之整合孔定芳以永嘉之乱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为契机，异质的草原游牧文化直入中原农耕文化区。两种文化展开了空前的冲突与碰撞，并导致以洛阳为中心、以魏晋传统为主导的中原文化的解体及其中华文化中心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后经十六国北...

永嘉之乱前后的并州

并州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永嘉之乱前后并州发生的一幕幕历史事件,反映了并州形势的前后变化,并从自然、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揭示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永嘉之乱引起的南北朝语音变迁——以晋代吴方言中舌音声母为例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接触和民族语言融合的重要时期。《颜氏家训》形容当时的语言状况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比较《经典释文》所引的《字林》与徐邈音注,考察晋代舌音声母的情况,可以看出《字林》的舌音端组与知组是分立的;徐邈的端类、知类不区别,透类、彻类不区别,定类、澄类正在分化。用南朝顾野王的《玉篇》音反映的舌音作进一步证明,可以得出结论:由于五胡乱华,北语在南渡之后受到了当地吴音的浸染。

从“匈奴”到“鲜卑”:永嘉之乱与拓跋氏的族别改易

拓跋氏在与魏晋王朝交往的半个多世纪里,族别身份经历了从"匈奴"到"鲜卑"的转换改易。其中"杂类匈奴"的形象由来,与拓跋部迁居南匈奴故地,联合南单于嫡裔刘猛共同反晋的经历密切关联。后来观念转变,拓跋、西晋态度一致地认同"鲜卑"名号,则是受永嘉之乱的影响,基于共同抗击屠各汉国,抵制其"正宗匈奴"旗号的政治文化需求。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毀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內部新的矛盾和冲突。

浅谈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执政模式——以王弥为切入点

永嘉之乱使西晋灭亡,罪魁祸首当属王弥。然而王弥替匈奴刘氏集团攻克洛阳城后不久便被石勒所杀。出乎意料的是,刘氏集团对杀死如此功臣的石勒加官进爵,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王弥攻克洛阳是如何开展的,王弥之死对刘氏集团有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从王弥视角看到的"胡君汉臣"模式对于政权的成长和民族大融合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从王弥这个人物为切入点,回到那五胡乱华的肇兴之时。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

谭其骧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一篇影响广泛的经典论文;及1990年,谭先生自析该文尚有四个方面有待充实、提升或补充。秉承此意,本文就其中的三个方面略作申论。首先,西晋中后期迁徙人口大量出现,他们或因饥荒而四处奔流,或受非汉民族政权的掠夺与招引,或为带有明显政治性与目的地的西北迁河西、东北迁辽西、南迁江南。其次,由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往往是以呈团聚状态的侨流人口为对象的,又考虑到了利用侨流人口、避免土客冲突等因素,于是造成了不设侨州郡县的区域存在侨流人口,设置侨州郡县的区域侨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应区域内的复杂情形。再次,依据《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估算东晋刘宋时期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数量,不宜简单直接,而是需要考虑到其数字的复杂性,并引入一些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补充、修正与扩展。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晋永嘉乱后南迁流民地域选择述论

晋永嘉之乱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移。移民的最终定居地 ,有着地域选择的鲜明特点。移民一般选择政治上较为稳定 ,社会、自然地理条件类似甚或优于迁出地的地带居住。移民迁入地接纳移民越多 ,这种倾向越明显。京口、晋陵一带有着与黄河流域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 ,复因政治上的种种便利 ,遂成为南迁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移民地域选择完成后 ,封建国家面临诸如安置流民、处理土客关系等新问题 ,其诸种政策对此有所反映。

永嘉乱后中原诸社会阶层入迁河西及其相关问题

河西走廊偏处西北,远离中原,是一个独具特点的自然地理单元,从而使当地在西晋末年避免了兵连祸结的大动乱。后在前凉张氏、西凉李氏等政权的统治下,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这自然成了吸引中原诸社会阶层群体性入迁河西的重要条件,并使河西地区经济、文化在动乱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发展,更为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魏孙龙石椁题铭研究

孙龙石椁是一组重要的北魏洛阳时代葬具,有明确纪年。石椁头挡题铭记述了墓主孙龙为官履历、家族地望、卒年等相关信息。孙龙出自魏晋士族中都孙氏家族,当为永嘉之乱后孙氏留居并州的房支之一。孙龙石椁题铭填补了北朝中都孙氏史料的空白。

《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

《世说新语》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确定撰作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部文化名著,在它之前,至少还有《楚辞》《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三部名著也是在长江以南的地理空间中产生的。但是,长江对于《世说新语》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世说新语》对于长江的意义,是上述三部名著所不能比拟的。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引起的北人南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历史一次又一次将长江推到前台,成为无可忽视的巨大存在。而以“渡江”也就是东晋南渡为标志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在《世说新语》中通过不同的个人视角呈现而屡见不鲜,使得以《世说新语》为标志的魏晋时代,也可以称为以长江为标志的时代,还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

边疆经略与王朝治乱兴亡:西晋北疆经略及其历史启示

西晋王朝的治乱兴亡与北方边疆形势之间紧密互动、亦步亦趋的历史现象,体现了边疆经略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西晋前期,晋武帝对北方边疆采取以抚为主、镇抚结合、加强管理的经略方针,维护了北方边疆的稳定,推动了“太康之治”盛世局面的形成。西晋后期,统治者昏庸无能,腐朽残暴,引发北方边疆大规模的反晋斗争,继而引发“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的乱局,直接导致西晋王朝的覆亡。西晋王朝的北方边疆经略表明,边疆经略不仅关系边疆局部利益,而且关系国家治乱兴亡的大局,为理解和解释西晋王朝乃至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治乱兴亡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深远的历史启示意义。

五教之乱与江南士族的没落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各处烽烟四起。羯、氏、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越过长城,介入内地的纷争,到处烧杀抢掠。昔日的富庶繁华被游牧骑兵冲击得粉碎,只剩下断壁残垣,野草丛生。人们纷纷举家南迁,寻找在建康称制的司马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衣冠南渡”。而北方各地在经历了百年的兵戈战乱后,出身鲜卑的拓跋氏终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政权,建立北魏,统一北方。

释“百六掾”——兼论北方士族与晋初政治

问题的提出《资治通鉴·晋纪九》:怀帝永嘉五年(311)四月"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司马)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317)三月,辛卯,(元帝)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附马都尉.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案以上二则史料记载司马睿辟"百六掾"的时间分别为"永嘉五年(311)"、"建武元年(317)",两者相差六年,原因何在?检察史籍,发现司马睿辟用过江的北方士族组成"智囊团"(百六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雍州势力崛起与刘宋政治

雍州势力崛起与刘宋政治张灿辉雍州地名，古已有之；延及秦汉，其辖域大致在关中地区；西晋以后，南北纷争，各对峙政权在域内设置雍州，且有东西南北之别。本文所论雍州，系东晋以降南方各政权于襄阳地区所设侨州，又称南雍州；所论雍州势力并非仅指关中之地南徙的雍、司...

郭璞《与王使君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与王使君诗》以给中华民族带来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和东晋王朝的复兴为背景,讴歌王导在东晋王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和表现出的崇高品德,不但将王导的功业置于事关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巨变中,而且情不自禁地与自己的经历和遭遇结合起来,既表现了作者对于这场历史大劫难的悲哀,也流露出对于自己蒙难遭遇的伤痛和对仕途坎坷、志不得伸的不平。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密切交织,使本诗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从而使其远远超越了一般颂歌而具有史诗的价值。

古籍修补装订琐谈

古籍,是我们伟大祖国保存下来的文化典籍。她除了遭受到火、热、冻、风、湿、水、霉菌、虫蠹、补污染的空气,自然陈老等影响而破坏外,在历史上(六代前事)曾出现过五次“书厄”: 秦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比皆尽,这是图书之一厄。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这是图书之二厄。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都取为帷囊,这是图书之三厄。永嘉之乱,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这是图书之四厄。南北朝时,江表图书,悉焚于火,这是图书之五厄。(见《隋书·牛弘传》) 唐宋以后也时常由于战争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