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译者的“求真”和“务实”: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为例

政治文献英译能够助力外宣翻译,对权威文本的英译研究能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译者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是国内最优秀译者合作的结果,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其分析,能够全面了解译者的选择。译者在“求真”和“务实”两端力求动态平衡,从而实现政治文献英译的目的。

求真、向善、审美:高中物理思政育人的三重路径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须以课程思政为关键举措,发挥物理学科隐含的育人功效,引导学生成长为具备求真、向善与审美素养的时代新人。求真是物理学科育人的根本追求,在教学中引入物理学史,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利用物理实验促进学生树立求真意识,内化求真思想;向善是物理学科育人的责任要求,通过物理教学引导学生善待自然、善待他人、热爱祖国;审美表达了物理学科育人的人文诉求,教学中通过发掘物理知识体系中的对称美、和谐美以及物理学家的人格美,强化学生的美感体验,提高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

“求真”与“求善”的竞合——证据法功能之择析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法治建设要求先进且高水平的司法文明,随之而来的便是价值层面的追求。证据法领域的发展已不能仅以认识论指导下的“求真”为唯一的重心,而是应当将价值论基础上的“求善”也纳入重点考量范畴内,使“求真”和“求善”这两大证据法基本功能在找到和谐共处之平衡点的基础上,共同高效发挥其作用。从而使证据法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是扩张到价值论的领域。然而,“求真”与“求善”之间往往存在着竞合关系,兼顾两大功能使其交互发挥积极作用是证据法发展所追求的根本,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法兼得的现实情况时,“求善”是证据法功能所应侧重的方面。

论同光时期上海戏曲景物造型的“求真”倾向

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商业戏园景物造型发生明显的变化,体现为多种舞美形式和“求真”的审美追求。上海开埠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文化下移、租界区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上海商业戏园逐步准演夜戏,并引入煤气灯照明系统,因此舞台空间中可视可观的部分逐渐增多。同治、光绪时期的上海商业戏园为了应对戏园竞争,各出奇招,利用灯光照明、舞台布景和机关道具等新奇景物造型吸引观者。这些物质化的布景和机关道具又区别于西方的写实布景,并不追求“实景”重现,而是具有“求真”的审美旨趣,是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延续。

哲学的根基与概念的溯源——现实主义“求真”之“悖论性”

19世纪以前,现实主义这一经典概念与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无关,它最早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名词意指一种与唯名论相对的“现实性信仰”。从当下的现实主义热回溯到哲学根基,既是历史的回溯,也是概念内部的回退。回溯是解读现实主义之“求真”奥秘的一种基本视角和理论方法,同时也会复现现实主义这一“累积型概念”在不同话语谱系下的“求真”坐标。“悖论性”作为现实主义被忽视的特质之一,是回溯视角中一个隐在的让现实得以发生的推动力。“溯源”与“求真”的遭遇,恰好解答了现实主义是如何从哲学概念转向了思潮流派又转向了话语符号这一问题。哲学溯源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概念的丰富性,但是也为现实主义的“失语”或“泛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解读视角。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视域下的译者角色化合理度分析——以《培根随笔》的两个汉译本为例

在翻译领域进行“社会学”转向之后,更多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译者本身,并将翻译视作社会活动,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研究的视域更为广阔。其中译者角色化的程度一直备受争议,本文使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其合理度进行分析,并以曹明伦和蒲隆各自翻译的《培根随笔》(The Essays)进行对比研究,探究角色化的合理度。最终指导译者如何在合理的领域正确发挥角色化的作用,据此为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慎思·笃行·明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求真思考

秉持教求真、学求真、反思求真的态度,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循着课前慎思、课中笃行、课后明辨的路径即可实现教师的真教,学生的真学,课堂的真反思。

论《本草求真》对中药功效理论的贡献

《本草求真》以药物功效类列药物的编写形式,以功效阐释药物的具体应用,以药物的“直接功效”为中心比较药物的药效机理等方面,对现代临床中药学“功效”专项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模仿欲望诠释 探源求真解读——勒内·吉拉尔对文学的人类学批评

勒内·吉拉尔最早是从文学作品入手去论证他所提出的“模仿欲望”理论 ,在长达 4 0年的研究中形成独特的文学批评解读方法。他的“模仿欲望”是文学阐释的基石 ,从而揭开神话的秘密 ;他的解读法的突出特点是透过虚构的表面求真探源 ,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发现“迫害文本” ,梳理出迫害文本的四个范式。他的理论既可以解释文学现象 ,也可以考察文化现象 ,说到底 ,是一种文化批评。

“求真”理念下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例

本文阐述了"求真"教育理念及其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意义,提出"真题、真景、真境、真做、真创、真效"的毕业设计(论文)改革指导原则,并结合多年来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进行阐述。同时,利用系统的思想研究分析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践以及质量监控对毕业设计(论文)改革的综合影响。

试论教科书的求真和求善

要编写出优秀教科书,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复杂关系,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求真与求善的关系。教科书承担着传播真理、揭示谬误的重任,也担负着引领良善、鞭挞丑恶的使命,前者是求真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科学标准;后者是求善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道德伦理标准。同时达成真和善两个标准,是所有优秀教科书必备的两种品质。在理论和实践中,教科书对真与善的追求是可以达到平衡的。只是平衡并不容易,普遍的现象是相互冲突。在教科书中,善优先于真。优先善的追求,是教科书文本的教诲性的要求,是教科书文本之内容选择性和容量有限性的体现。对善的优先追求一定要高度警觉,因为这有可能带来莫大的风险:主观色彩浓,易生分歧;容易被利用,以善的名义行不善之实;容易以善抑真,弱化求真的努力;可能成为教科书枯燥灌输的理由。

教育管理的目标是求真

教育管理、经济管理、行政管理虽然都是管理,但是却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客观地要求有不同的管理目标与之适应,绝不能张冠李戴;教育组织具有专业性、艰深性、自由性、复杂性、继承性的特点,内在地规定了教育组织是学术性组织;由于求真是学术的本性,同时真是美和善的基础,它既可以提炼善,又可以亲和美,所以求真是教育管理的最终目标。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翻译之道:在“求真”与“务实”间平衡

"忠实"是单维面向原文及其意义,顾及的是静态的翻译,忽略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客观表现及其诉求。尽管传统主流要求"忠实",但偏离原文而迎合读者等社会需求的做法大量存在,这是客观现实和"忠实"难以包容之处。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的原理,翻译之道是在"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这一理论认识能够对传统的翻译实践进行比较客观合理的描写,也能够对当下和未来的翻译实践以合理的规约。

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

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

最近参加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竞赛，两天连续听了十几节课。参赛选手大多是年轻教师，他们的基本素质都很好，善于与学生沟通，表达能力极强，计算机课件做得也很漂亮。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也很明显——史学功底不足，经常出现对基本史实的解释性错误。由于竞赛会期紧凑，没有时间进行交流和讨论，

朱子学的“求真是”与“护朱”之争——以陈栎《四书发明》为中心

关于陈栎的“朱子世嫡”、“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朱学门户株守者的三种评价,折射出如何看待朱子后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就陈栎《四书发明》来看,它确实提出了诸多不同于朱子之见,其中除少量文字径直表达对朱子不满外,多数是通过引用他人之说表达对朱子的异议;它除采用张南轩不同于朱子之说外,还采取饶双峰对朱子的修正之解,从而体现了朱子学本有的“求真是”之精神。这引发了具有强烈护朱意识的史伯璿的指责,批评陈栎倒向双峰而背离朱子。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了宋元以来朱子学中“求真是”与“护朱”两种不同解释立场之争,反映了朱子后学夹在“忠臣”与“佞臣”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坚守“求真是”之精神,正是超越这一“忠臣”与“妄议”分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