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汉书》“忖该之积”考辨

《汉书》“忖该之积”之“忖”当为“讨”之形误,其注释亦随之而误。文章根据文献引用和“忖”“讨”词义进行考辨,指出《汉书》“忖该之积”当作“讨该之积”,相关讹误又影响到重要辞书的词条收录和释义。

《汉书·艺文志》“省《太史公》四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为本,同时又对部次增损调整。班固“省《太史公》四篇”,并将其与“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一起从《六艺略》中删除,表明司马迁《史记》中有四篇因与《六艺略》之外的他书重复而为班固删省。综观《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及著录体例,四篇为《礼书》《乐书》《孝武本纪》和《律书》。班固所见的《史记》传本为124篇,经其校定删省后存留120篇,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并注明“十篇有录无书”,目的在于记录《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亡失十篇的事实。四篇中与他略篇籍不重复的文字,为魏晋间人补缀增入,至迟在晋宋之时,亡失的十篇已被全部补入《史记》之中。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政治书写与生命叙事——《汉书》《后汉书》赙赠书写的差异

两汉时期的赙赠作为丧葬的重要内容,备受史家关注。班固和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也对赙赠制度进行了记载。但是,二者的赙赠书写并不相同。班固的赙赠书写突出等级差异,强调封建秩序,显示了皇权对社会伦理的规范;范晔的赙赠书写凸显忠孝节义,强调儒家道德,呈现了人际间的社会交往。班固的赙赠书写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政治书写,范晔的赙赠书写则是士人主体意识自觉的生命叙事,昭示了不同文化思潮中历史书写意识的不同面向。

李贤《后汉书注》评议

李贤《后汉书注》(简称李注)的主要特点是合异同而得其卷,核群经而归诸正,援他书而补其缺,考典制而明其始,引旧诂而齐其训,采多方而阐其句,究古今而定其音,避烦琐而采互见。李注的主要缺点是体例不够严密,校勘偶有失学习漏,释义注音偶有失误。

蔡谟《汉书音义》考索

本文通过对比裴骃《史记集解》和颜师古《汉书注》,认为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又》即蔡谟所著。这部著作是南朝至唐代以来《汉书》最为通行的注本,也即《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本。在此基础上,又就《汉书音义》的成书、流传、价值等问题略作考索。

《汉书·古今人表》撰述旨趣新探

关于《汉书·古今人表》历来争议颇多。本文认为，不论是对其“畏避搁笔”、“因古鉴今”的辩解，还是“又例乖张”、“品第失当”的非议，都没有深刻理解作者的撰述旨趣。而《汉书》中所蕴含的“会通”思想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古今人表》正是这种会通思想的具体显现。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尤炜祥《汉书·元帝纪》：＂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师古田：＂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丞相也。＂按：此注部分注误。＂韦＂指韦玄成，韦贤子，韦贤相宣帝。西汉２３０年间，父子宰相只韦氏及平氏...

《汉书》“三才”农耕思想探析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天”“地”“人”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古代农业生产活动致力于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汉书》记载的西汉及汉以前的农业政策紧紧围绕“三才”思想而制定,这些政策考虑到农时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因地制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汉书》倡导的是“三才”协调互动的农耕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宋祁《汉书》校本复原——略论“萧该《音义》”之离析与校理

充分理解萧该《汉书音义》的撰写体例与宋祁校勘《汉书》的原则后,可将蔡琪本所附“萧该《音义》”从“宋祁校语”中离析出来,并将卷八十一后的宋祁校语复原为批校形态,从而彻底廓清相混已久的两类文献。经整理,共离析出萧该《音义》288条、宋祁校语141条。南宋刊刻者根据多个递抄本汇集刊成蔡琪本、庆元本一系刊本中的宋人校语,由于其中集合宋祁原校、递抄者补校以及书商所增“名儒辩论”共三个层次的校语,导致刊本面貌讹乱。蔡琪本大致反映递抄底本之原貌,庆元本则已有所加工。宋祁校语进入刊本,又逐渐被刊落的过程,揭示了在颜《注》的文本框架下,六朝旧本最终沦亡的历史过程。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论《汉书》对《史记》合传体例的承继与改进

在我国古代的史书编撰中,司马迁首创合传之体,这种体例对其后的班固影响较大。班固在著录史书时,不仅将《史记》中的两人合传变为多人合传,还将其应传而未能详载的人物传记进行合传。此举扩大了单篇传记的容载量,使《汉书》对人物的著录更为详实。在此过程中,班氏还调整了以往史书中传记次序和篇章命名的不足之处,确定了著录史书时应依照以时为序、事类相近以及具有劝诫意义等著录规则。班固的这些做法,使《汉书》从体例上得以整齐划一,从人物著录上更为完整,为后世史书的著录提供了范例,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

谢陛《季汉书》版本源流考

谢陛《季汉书》是一部史书。万历三十年(1602年)著成,万历三十二年刻竟。后万历间臧懋循与明末钟人杰两次校刻,以广其传。今存臧懋循校刻初印本实为最早版本,后印本虽与初印本出自同版,然稍有改易,再印本沿袭后印本又新增异文,第四次印本虽从再印本,而内容有所增加,且所增篇目顺序错乱。明末钟人杰刻本以第四次印本为底本,虽正其谬误,却又生新误,是过皆有。朝鲜刻本参合臧、钟二本,胜处颇多,是为最佳。

《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清人《汉书》题跋考辨——以版本为中心

清代书目题跋类著作中存在诸多关于《汉书》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汉书》版本及其流传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清代仍处于版本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加之限于所见及学识等诸方面原因,清人所言《汉书》版本等信息多有疏误之处,如不加辨正,难免以讹传讹。通过选取可资考订的相关典型误例加以考辨,以期更好地利用这些前贤成果。

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治下的“汉书学”

基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书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在历朝发展中都发挥过相应的作用,而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皇朝中,“汉书学”也在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这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代大一统皇朝的历史认同、其政权政治活动对《汉书》文本的直接参考以及《汉书》在少数民族贵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凸显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