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汉人数量考

因史料限制,辽代人口问题是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临近区域参照法”对辽代汉人数量与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行了重新估算,得出辽代汉人户数约为62.78万,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9.2%,如按每户8人计,则辽代汉人数量为502.2万。上述数据是依托《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得出的,加上不入籍的僧尼、隐户等,汉人人口占辽代总人口的五成以上应该是成立的。

“土司有汉人”辨

土司中有汉人吗?或者说,元明清政府会让汉人去担任土司吗?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一些土司的族谱声称自己是汉人,其先人来自中原,因此当今的研究者也有人认为土司中有汉人。如谓:“土司并不完全出身于少数民族,土司政权并非少数民族独专。‘汉裔土司’既是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主观建构和认同汉民族的结果。”①尽管有诸多学者对此提出疑问,并进行订误,但其影响仍在。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契丹统治下的汉人来源与分布

号称草原帝国的辽王朝,尽管其主体民族是契丹,但其人口的社会构成却是以汉族为多数。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在辽朝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考其来源,主要有本土固有、乱世流入和割地划归三种情况。

从华人社会看中国与从中国看汉人社会——李亦園先生汉人社会研究述论

在汉人社会研究中,李亦園先生走的是先从海外华人社会看中国的路线图,从中国看汉人社会的研究是李先生倾力经营的学术之"园"。在从华人社会看中国与从中国看汉人社会中,从民间文化或小传统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类学视角,既看清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又看清了中国文化对汉民族的规范性。但在李先生博大的心中,装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在李先生看来,这样做正是华人研究对整个人类发展应有的贡献。

皖籍汉人HLA-DQA1基因型与SLE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皖籍汉人HLA DQA1等位基因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相关关系。方法 采用多聚酶链反应 /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 (PCR/RFLP)方法 ,对 2 8例SLE患者和 2 8例健康对照血样HLA DQA1基因进行分析 ,寻找相关的基因型。结果 皖籍汉族SLE患者具有显著高的DQA1 0 10 1或 0 10 2 ,二者总OR =6.92 ,P <0 .0 0 5 ,未发现其他DQA1等位基因与SLE相关。结论 皖籍汉人SLE相关联的基因可能并不完全同于其他地区汉族人 ,结果为进一步研究皖籍汉族人SLE的遗传易感度和家族患病率的估计提供线索。

论武汉人文化品格

在则厌倦,离则怀念是武汉及武汉人给时人的一种感受。斥力与魅力的互融是武汉人文化品格之所在:内敛、疏离、情绪化和世俗的趋向使武汉人缺失一股张力而生排斥;宽容、重情与开拓情怀则让武汉显得包容而有吸引力。斥力的调适与魅力的传扬是使武汉走出"在则厌,离则念"怪圈、弘扬武汉文化与光大武汉人形象的良好选择。

“汉人满化”现象研究

"汉人满化"现象其实在中国东北地区比较普遍,其表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东北地区保留较多的满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地域文化;二是自清朝初年开始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就已经开始满族化,他们后代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自报为满族,成为满族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八旗制度的建设和旗人社会集团的长久存在,以及"旗人"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制度的影响,使八旗汉军旗人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心理意识更贴近满族。与八旗满洲共同的"旗人身份",促使他们在八旗制度消亡之后,对满族产生了明确的民族归属感,即便在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祖先是汉族的时候,这种民族意识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与延续性。

民俗与社会性别认同——以传统汉人社会为对象

传统汉人社会中, 女性生活在男权制度控制下的边缘地带, 她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精神世界等领域与民俗及社会性别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习俗惯例是一种潜移默化地规范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话语, 它无所不在, 贯穿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甚至潜入女性隐秘的精神世界。

人观理论视角下的祭祀圈研究——由汉人人观的阶序性所进行的整体性解读

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基本围绕在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展开。汉人人观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内涵的微观阶序性与以人的等级划分为标志的宏观阶序性,说明祭祀圈所关涉的"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缘空间存在,而是一种被"人观"认识模式塑造的文化概念。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生成与重塑:阿勒泰市红墩“老户儿家”汉人族群关系记忆研究

本文以阿勒泰市红墩"老户儿家"汉人与蒙古、哈萨克牧民的共生关系及其记忆为例,从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记忆的生成和重塑过程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认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日常生活中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是共生关系及其记忆生成的基础。这些记忆可以被唤起和再现,成为民族团结记忆的一部分。共生关系及其记忆在新疆有广泛、深厚和牢固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与之相关的研究对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日常生活中的新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汉初"汉人"称谓的含义是复杂的:在与"诸侯人"对言时,其不具族称含义;在与郡"道"之"蛮夷"对言时,其具有族称含义;在与塞内外之异族对言时,其亦具有族称含义。在汉初,由于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汉人"在当时观念和现实中的显著存在,"汉人"作为真正整体意义上的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族群称谓还没有明晰的确定。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此后直到汉末,虽然由于汉帝国政治体的盈缩带来了政治意义上的"汉人"和族属、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复杂交错的情形,但族属和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已经成为带有开放包容性的相对稳固的核心族群。而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

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薛宗正早在唐朝之前西域就存在着汉、魏屯田士卒遗黎所建的高昌国，在伊吾也有不少汉人。入唐以后伊吾改置为伊州，高昌改置为西州，又以可汗浮图改置为庭州。由于大批汉军的进驻，还创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焉耋、于阗、疏勒或龟兹、碎叶、于阗、疏...

皖南地区汉人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型的检测

目的 建立聚合酶链反应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 (PCR RFLP) ,分析皖南地区汉人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基因型。方法 利用该基因 6 77碱基T替换C具有TagⅠ酶多态性 ,采用PCR RFLP结合银染技术分析皖南地区汉人MTHFR基因型。结果 皖南地区汉人MTHFR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AA 34 5 5 % ,AV38 18% ,VV 2 7 2 7% ;等位基因A的频率为 5 3 6 4% ,等位基因V的频率为 46 36 %。结论 皖南地区汉人MTHFR等位基因频率与日本人比较具有极显著差异 ,与法籍加拿大人比较无差异。

“光州固始”与中原汉人的南迁入闽

文章首先考述"光州固始"地名由来、政区沿革及其自然人文环境,然后阐明"光州固始"在中原汉人南迁中的地位,最后对"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从西北蒙古穆斯林到西南汉人——乌蒙高地卯氏家族历史与文化的个案分析

构成汉民族的成分是多元的,不乏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漫长时期内融入。今日乌蒙高地的卯氏家族便是一例,其为明初六盘山归附明朝的蒙古穆斯林,在600余年的文化适应中,大部分成了汉人,其原因既有国家制度的推动,亦有人群主体能动性的自我适应。对"汉—少数民族"二分的方式长时段地看有明显解释力的局限,应看到人群在选择身份时具有一种"动态转化"的能力。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广东籍汉人HLA-DQA DQB基因与SLE的易感性研究

目的 探讨SLE患者遗传易感性与HLA DQ基因分型的相关性。方法 以广东籍健康者及SLE患者全血为研究标本 ,DNA的提取用快速盐析法 ,HLA DQ基因分型用序列特异性引物 (SSP)法。结果 SLE患者组中DQA1 0 10 1等位基因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正常组 (RR =3 .12 ,Pc =0 .0 3 6) ,DQA1 0 3 0 2等位基因的检出率则明显低于正常组(RR =0 .0 9,Pc =0 .0 45 ) ;SLE患者组中DQB1 0 3 0 1的检出率明显低于正常组 ,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0 .0 1)。结论 广东籍汉族SLE与HLA DQ的相关性方面 ,DQA1 0 10 1起主导作用 ;广东籍汉族SLE患者中 ,疾病的保护性基因在本研究中表现为DQA1 0 3 0 2、DQB1 0 3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