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研究的旨趣:中华文明史之整体研究

本期最值得一读的就是沈卫荣先生的《再说汉学、虏学与中国学》一文,该文不仅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是少见之好文,在整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也是难得的上层之作。首先,这篇文章基于对欧洲汉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使我们看到西方汉学从诞生起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整体之研究,而绝不是像一些所谓汉学主义研究的学者所理解的只是对汉文献语言文字、考古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十分重要。

当代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释

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自成一派,在世界汉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汉学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学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亚乃至东欧国家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系统分析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明俄罗斯汉学的知识谱系,对中国的世界汉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幕末明治期的学术教学与汉学研究

在日本“知”的形成中,汉学既有基础学的意义,也有关于中国学识的意义。在明治西洋化风潮的时代背景下,旧时作为基础学及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已经衰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另一形式再现且存续至今。该文对幕末明治期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动向进行梳理,主要通过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以东京大学为主导的教育制度等进行考证,对其摇摆不定摇篮期的学术、教学实态进行扫描,从而论证汉学在日本彰显的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及意义,了解汉学在明治期的传播实态,旨在为汉学与幕末明治学术及教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

尹锡南新著《印度汉学史》出版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汉学研究传统悠久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美国、德国和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国家由于汉学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薄弱,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印度汉学研究更是如此。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长期以来中印学术界缺乏正常的交流,因此国内学界对印度汉学和印度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了解得少之又少。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尹锡南的新著《印度汉学史》填补了国别汉学史研究上的这一空白。尹锡南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在印度的“田野考察”,对印度汉学做了长时段、全方位的研究。《印度汉学史》以时间为序,将印度汉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印度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1948年至1964年的印度汉学研究、1965年至1988年的印度汉学研究、1989年至2021年的汉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一部“印度汉学通史”研究。

《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中译本出版

《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中译本作为张西平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之一,于2024年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美国汉学家韩大伟(David B.Honey),译者为李真、程钢、管永前。该书是一部以古典文献学治学法贯穿始终来撰写的西方汉学史。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汉学发展及其特征

东欧汉学主要是指曾经属于苏联阵营、践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的汉学。在显性的“苏联化”与隐性的“去苏联化”的内在张力中,东欧汉学显现出它的独特性。苏联化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东欧汉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受到重视,这为东欧汉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东欧汉学也一直在暗暗地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努力在政治压力与学术品格之间保持平衡。东欧各国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冷热交替,都成为影响各自汉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百年来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与发展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历经300余年、经历多个政权更迭和沧桑变化而经久不衰。从最初少数知识精英的皓首穷经,到目前发展成为具有历史性、前瞻性、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厚积薄发,别具一格,具备政府扶持、机构健全,自成体系、注重学术传承,注重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特征,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竞赛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中俄两国文明源远流长,人文合作与交流稳步发展、成果丰硕,为大国之间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树立典范,是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的重要体现。

嘤鸣会文 叠桥建章——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一、汉学研究的缘起与德国汉学研究现状杨程(以下简称杨):吴漠汀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对中国和汉学感兴趣呢?吴漠汀(以下简称吴):我是在1987年同中国文学第一次产生联系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故乡明斯特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和学者。中国是那一年的嘉宾国,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绿原。

求真与务实并举:美国汉学家艾思柯英译李清照诗词译者行为研究

20世纪30年代,美国汉学家艾思柯在《中国女性今与昔》(Chinese Women Yesterday and Today)一书中对李清照进行了介绍和作品翻译,从翻译史来看,这是美国汉学家首次对李清照进行译介。从英语世界读者反应来看,此次译介意义重大。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文本—行为—社会”维度,对其译者行为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艾思柯译介李清照是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女性的务实动机,艾思柯对李清照的译介秉持务实原则的同时也尽力求真,形式的保留、文化内容的显化以及诗境的再现,都使得译文最大程度地还原原文。不仅如此,艾思柯还利用丰厚的副文本力求李清照女性形象之真。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辜鸿铭与卫礼贤:西方汉学、汉学家及汉学批评

辜鸿铭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其《中国学》一文中,亦散见于他的一些西方批评文章,包括与同时代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信札。在1910—1914年间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20余封信札中,辜鸿铭坚持并捍卫了他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态度,同时较为充分地表现他与西方汉学家进行思想交往与学术讨论的基本方式和关注重点。更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些信札中,辜鸿铭较为随意地传递出与个人处境、私密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相关且一般不大示人的那一部分“自我”。这些无论是对辜鸿铭的研究还是对同时期的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研究都多有裨益。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怀念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rd Kajdański,1925—2020)是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虽于2020年9月10日故去,但我对他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多年来,他和我将17世纪波兰来华耶稣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号称波兰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学术自觉是开展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就中国来说,正是在与世界交往中中国学术才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互动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动中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期讨论的18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欧洲的出版,中国故事在域外的传播的论文都说明了这点。

美国当代汉学家桂思卓关于中国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

美国汉学家桂思卓在中国早期典籍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均取得卓越的成绩,本文通过归纳法与对比法,将桂思卓中国早期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分为解经学、修辞学、翻译学三个层面,并结合文化实践、历史背景、修辞叙事、翻译比对展开论述,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中国早期典籍的海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迈向新时代的世界汉学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主席近年来与汉学相关的重要活动及系列论述,提出应在充分认识文明互鉴的全球观、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全球治理的行动力之下,深刻理解新时代世界汉学的价值与意义、使命与担当。在此基础上,作为汉学研究者要践行使命担当、扎根中国、胸怀天下,尤其要重视发挥汉学家的作用,培养新生代中国研究者,共同为推进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尤山度

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名誉副教授尤山度(Dr. Józsa Sándor)于当地时间2024年10月21日逝世。尤山度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匈牙利汉学家;在中国生活十余年,从事汉学研究70年,曾任匈驻华使馆参赞,1988—1991年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