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社会救助视角下的汉宣帝中兴

在民间长大的汉宣帝,熟知民情,了解百姓疾苦,所以比其他帝王更加关心百姓。昭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为宣帝实施社会救助在政治和经济上提供了条件。他实行德治,重视农本,招抚流亡,减轻赋税徭役,尊老安贫,关心救助鳏寡孤独,宣扬孝道,选贤任能,整顿吏治,务求安民,省刑轻罚,平理刑狱。西汉帝王赈济鳏寡孤独的赐物诏书共有29道,而宣帝一人就多达11道,他堪称汉代最关心鳏寡孤独者的皇帝。宣帝选贤任能,重视对官吏的监察管理,为社会救助的贯彻落实提供了组织保障。宣帝时良吏盛多,"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良吏六人,有五人出自宣帝朝。汉宣帝的社会救助措施对于化解民众生存危机,安定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汉朝中兴产生了积极作用。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汉宣帝凤字年号文化背景与政治意图考论

以汉宣帝为例,从天人感应的视角,探讨了帝王年号用凤的原因。"凤"的最初涵义是吉祥之鸟,帝王年号用凤的思想根源是以"万物有以相连"理论产生的天人感应,而汉宣帝之所以用"凤"作为自己执政年号,主要是在自己执政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从舆论上证明自己继承帝位的正当性,赢得民心,粉饰太平,同时为自己心灵得到慰藉,于是采用了"五凤"作为自己执政的年号。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日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

汉宣帝在西汉儒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这表现在奖掖儒学、劝勉儒生、扶持儒经等方面,特别是他的临终安排,开启了儒家"周政"新风,为西汉元帝、成帝以下儒学社会化的全面展开作了准备。

站于历史高台上探微汉宣帝“偃武兴文”政策

本文通过阅读历史文献《汉书》、《资治通鉴》等,对汉宣帝时期"偃武兴文"政策产生的历史根源,偃武兴文政策的内容以及它的广泛影响和历史评价进行了讨论,以期为今世的治国方略提供借鉴。

汉宣帝与隋炀帝的成长经历对领导规划从政生涯的启示

培根曾形象地比喻说：沿着正确路线走的跛子,甚至会胜过没有确定方向乱跑的正常人。作为一名成长中的领导,就要了解一名优秀的领导在成长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合理规划自己的从政道路,从而获得更强的能力、取得更大的政绩,进而才能够不断获取更高的职位。在此,笔者对汉宣帝和隋炀帝的成长经历进行比较并加以分析,对其成长之路进行探析,为领导者理智地规划自己的从政生涯提供借鉴。

汉宣帝与经学

汉宣帝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 ,同时也善于利用今文经学来为巩固政权服务。重视经学 ,重视经术之士的社会作用 ,还曾通过对经学的干预来谋求改善政治 ,这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经学的发展 ,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上 ,汉宣帝应有其重要地位。

论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的原因

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有一定的感情因素;将《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作为基本的统治思想,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强调血缘正统,其他皇室子孙无权觊觎皇位;在政府组织上,从上至下培植一大批为汉宣帝自己可用之人,却促成了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

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

汉宣帝亲政适值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矛盾凸显之际,极端化的公羊学思想借助灾异现象对汉武帝创设的“霸王政”大加批判,隐然有动摇汉室基业之势。汉宣帝审时度势,卒以宏大的视野、过人的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他基于官方层面对阴阳学理论予以认可,通过祯瑞祥兆来化解灾异带来的惊惧心理,并且把阴阳学理论改造为施行帝国政治的有力武器。不过,此举并没有彻底解决前述危机,未求得理论与政治的最终和解。有鉴于此,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扶持穀梁学来修正公羊学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为孝宣中兴格局的开创提供了强大助力。

丝绸之路不能没有汉宣帝的名字——访著名历史学家韩养民教授

汉代与丝绸之路关系最为密切的当然首推汉武帝。汉武帝时，张骞奉旨出使西域，使得张骞成为丝绸之路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人。但是巩固丝绸之路，第一位将丝绸之路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则是汉宣帝。藉此，杜陵便与丝绸之路有了密切的联系。

浅谈汉宣帝的吏治整顿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宣帝中兴”正是得益于其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惩前世之失，安定民心；削弱权臣势力，固汉万世之业；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经济是其整顿的原因．以选拔培养良二千石为主．点带动县及中央吏治的整顿，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是其整顿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吏治整顿，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促进了官吏整体素质的提高．大批良吏在治国安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中作出了较大贡献，保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成就了中兴大业．

汉宣帝时期吏治考——“霸王道杂之”再认识

对于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前人研究多集中于汉宣帝一朝所谓“王霸之争”．而较少关注当时地方行政之主体汉吏。本文以为在此变革时代中，身为“两千石”之封疆大吏．其在基层社会之实践亦是促成这一转型之重要因素。故而本文想借区域间社会变化之异同，探讨宣帝时期吏治发展及其特点，进而分析其变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影响。

汉宣帝刻薄寡恩性格形成的心理探析

"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是一位励精图治、创立中兴盛世的有为君主。然而,汉宣帝又有明显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清除异己势力时滥杀无辜;不信赖、猜忌、甚至诛杀忠直之臣;开启外戚、宦官弄权之祸。中兴之主宣帝其实也是西汉衰乱的滥觞。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宣帝性格缺陷形成的原因和表现。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年号是帝王神圣权位的象徵，汉武帝创立年号，用以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建元如此，改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如东晋人徐禅所说“事莫大於正位，礼莫盛於改元”。历代历朝，建元与改元，往往意味着朝政的重大转换，其中有些纪年，它的来龙去脉，在正史等基本传世史料中保存有比较清晰的记述，开卷即明；

关于汉宣帝杜陵及周边旅游、休闲开发的考察

近年来，我多次到杜陵及附近考察、观光，还两次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游记。现在，我把自己的一些观感、思考汇成一篇调研报告。

汉宣帝中兴管窥

汉宣帝刘洵在位期间(公元前74年——前49年),对内注意发展农业,严明吏治,对外使匈奴臣服,从而使西汉的政治、经济又出现回升的景象,历史上称之曰“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