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3和C4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3信号和C4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附魅·祛魅·返魅——汉晋时期疾疫观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抗击瘟疫的道路上,中国自古至今都在与瘟疫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汉晋时期,面对频发的疾疫,人们从对疾疫的认知到祛除疾疫的手段,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实现了对疾疫从附魅到祛魅的飞跃,即由那种鬼祟巫蛊致疫说发展到阴阳失调致疫说。在祛除疾疫的方式上也由大傩驱鬼除疫的原始巫术,发展到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中医疗法。在肆虐的疫情面前,中国传统中医药仍然是人类抗击瘟疫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武器。

丝路图像的层累式传播——以汉晋时期的阿特拉斯式图像为例

阿特拉斯式图像传入中国,经历了由不同路径、在不同时代层累式传播的复杂过程。华南所见灯座胡人俑经海路在西汉中期传入广州后,流布于粤桂湘一带。巴蜀地区汉阙角神经西南丝路在东汉时传来,流行区域限于巴蜀一带。而汉墓中出现的托举姿态力士形象,一部分是印度阿特拉斯式图像的再次传入,另一部分可能是中原地区已有类似图像的新发展。

湖南出土汉晋时期微雕动物形珠饰造型与材质溯源初考

一类个体微小,质地多样,以动植物、器物和吉祥符号为造型的微雕珠饰于西汉中期涌现。有别于形制简单的管、珠,这些复杂的微雕珠饰体现了更高的工艺水平、更丰富的审美情趣和吉祥崇拜内涵,但对此类珠饰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梳理并公布了一批湖南出土汉晋时期动物形微雕珠饰,部分样品使用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以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等科学手段加以表征。分析表明,这些微雕珠饰中既有直接从域外输入的;也可能有使用外来材料在本地加工制作的;还有以传统材料,制作出富有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等几个类群。其中,海螺形、甲虫形和施蓝釉狮形几种形制较为特殊。这类微雕动物形珠饰,是在汉代之前的自然崇拜以及本土动物形玉石器审美基础上,吸收了外来审美风尚,通过材料使用、加工技术借鉴融合产生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包容融合,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这类珠饰在湖南的出土,进一步说明该地在跨区域文化、物质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６９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

汉晋时期的西域地区佛教十分兴盛,其传播特点实与西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和众多疾病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西域佛教传播的特点也对以西域各国语言为媒介的汉地佛经的翻译和汉晋时期汉地佛教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汉晋时期白族先民族名的演变──略论人消失与叟人和爨人出现的原因

汉晋时期白族先民族名的演变略论人消失与叟人和爨人出现的原因马曜历史上以民族为对象所作的观察和记述，特别是对民族源流的研究，同民族本身的产生一样源远而流长。每个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都关心自己的来历，即本族的源流。这是每个民族特别是近代民族的自我认识的要...

汉晋时期的《春秋》三传之学

中国历史,常有乱世。"几微之间,祸患已成。"孔子所作《春秋》,旨在探讨祸乱之源,因而为后世所重视。汉晋经学,虽然有"五经",但主要以《春秋》经为主。《春秋》文字简严,单看此书,往往不明其义。其后学者为之作传,对之加以系统阐释,最著名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史称"《春秋》三传"。然而《春秋》三传文字过于简练,仍需解释,于是而有何休、范宁、杜预的代表性解释著作。《春秋》三传的思想主张,以及三个学派之间此起彼伏的学术纷争,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矛盾和发展需求。

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与商业贸易

南方丝绸之路包括两条路线,一条自成都经五尺道、灵关道进入云南,经蜀身毒道至今缅甸、印度及其以西地区。另一条由成都经五尺道进入云南,沿交趾道达今越南北部,前行由北部湾出海。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两汉时期,汉晋时期道路沿线出现了一些城镇,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及中南半岛等地,相互的商业贸易亦涌现了高潮。

汉晋时期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农牧关系探索之一

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称四域，位居欧亚大陆腹心，远离海洋，四周高山环绕，境内三大山系包圈着两大盆地，年平均降水量145毫米，为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在这片面积有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活动舞台，巍巍天山，横亘其中，北疆广阔的草原地带，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一个接着一个在伊犁河谷及其邻近莽莽苍苍的大草原上，纵横驰骋，留下威武雄壮的史迹。

汉晋时期堵阳韩氏家族之家风研究

堵阳韩氏家族从始祖韩王信开始,参与秦汉之际的军事活动,奠定了其家族的崇武家风。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从韩暨开始实现了家族文化风貌的转变,由以武立家变为以文守家,家族的立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以读书、为官传家,并且形成了好学的传统。

汉晋时期沂水流域农业经济探析

沂水流域具有良好的土壤、气候等条件,汉晋时期这里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田水利得以兴建,农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彰显了农业经济颇具规模。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重农思想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本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创造了汉晋时期以沂水流域为代表的黄淮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又一辉煌阶段。

汉晋时期山阳高平王氏家族藏书考述

山阳高平王氏家族是汉晋时期著名的文化士族、藏书世家,但后世学者对其家族藏书的研究却很少。王氏家族藏书丰富,由蔡邕赠书、家族传承藏书及家族成员的个人著述三部分组成。王氏家族藏书具有来源的特殊性、内容的多样性及历史的传承性等特点;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氏家族藏书的重要贡献,指出藏书不仅为家族成员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为子孙后代的学习提供了便利的资源,读书对个人成才具有积极的影响。

汉晋时期习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汉晋时期是习氏家族兴盛的重要时期。汉代习响为陈相是习氏家族进入政坛的标志。三国时期,习氏家族在吴国有习询、习竺二人,蜀国有习承业、习蔼、习珍等,还有习祯、习忠、习隆祖孙三人,他们在政治上多有建树。吴晋之际的习温虽然官至大公平,并在西晋时期入朝为官,但相当低调,显现出洞悉政治风云的敏锐性。东晋习凿齿作为习氏家族的重要人物,是魏晋士人的典型代表。

古代“抗疫”措施及伦理困境——以汉晋时期“时疫”为例

汉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疾疫频发的时期。频繁、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不仅造成了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军事败绩,而且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造成民生凋敝,阖门染病、举家尽丧的人间惨剧,导致人口大量锐减。面对疾疫的冲击和挑战,汉晋时期的统治者通过禳灾、罪己、问责、赈济、救治等多种措施,力图阻止瘟疫蔓延,消除瘟疫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儒家伦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抗疫”方面也充分展现出其重人伦关怀、强调仁爱道义、鼓励宗族互助的积极一面,同时因儒家伦理的重孝道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抗疫”的消极影响:不利于隔离,对恶疾者的歧视和对患恶疾女性的弃绝,以及愚孝妨碍“抗疫”等。回顾汉晋时期的“抗疫”举措,反思儒家伦理的“抗疫”得失,为我们今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汉晋时期汉族移民与永昌文化

古哀牢国时期,在我国西南永昌地区出现了一个奴隶制酋邦。汉晋以来,中央王朝正式将其纳入统治范围,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央王朝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出现了永昌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汉族移民使汉文化在永昌地区得到巨大的发展,这奠定了汉文化成为永昌地区主体文化的基础。至今古永昌地区的保山历史遗迹众多,汉文化影响深远。探索汉晋时期汉族移民与汉文化的发展对于今天保山中心城市主流文化的定位有着重要意义。

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论汉晋时期哀牢区域汉族移民的特点

哀牢区域本无汉族。先秦时期,我国内地汉族先民开始移民到哀牢区域,于汉晋时期哀牢区域出现汉族移民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汉族移民以政治落籍移民、战争落籍移民和工商业落籍移民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