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 ,自其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始 ,便着力招引江南佛教、道教领域之代表人物 ,收集、整理南方宗教经典 ,并将其逐渐携带至北方 ,从而造成了仁寿、大业年间南方佛、道义学的北输与南北宗教文化的深入交融。

开府江南的宋荦与“江左十五子”

在康熙诗坛,宋荦尝一度与王渔洋并称诗坛盟主,声誉颇著。然其诗史地位却难以从创作认知,而 是主要体现于他对“江左十五子”诗歌集群的建设。“江左十五子”是考察清初诗坛向清中叶诗坛过渡的一个关 键性诗歌群体,由他们与宋荦共同推扬的创作风气从正负两方面对清中叶诗坛产生了影响。

隋炀帝之文化趣味与江左文风、学风之北渐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其自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后,大力招引江南文士,组织他们系统地整理江左文化典籍,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些江左文士及其作品后来多流入北方,从而推动了江南文风与学风的北传。当时南北文化之交融,南学超过北学,与这一文化政策不无关系。

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诗群探论

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抟成一个降臣诗群。"江左"诗群的文学业绩,与表现时代强音的遗民诗人相交汇,奏响了清初诗歌的"主旋律",带动文坛风气的转变,是明清诗派消长、风会转移的一大关键,并影响着清代诗歌的走向和进程,为清诗超元越明、取得斐然成绩奠定基石。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系统之吴声。形式上,则取七律之形而破其声律,同时又杂吴语和双声,且多用入声,以成其独特之音节、声调。皮、陆二人以"吴体"唱和,杂吴语且以吴中风土、名物入诗就文化传统和精神渊源而言直承贺知章,体制、风格则全仿杜甫。

明季江左江右文争的演变

明代中后期围绕前后七子复古潮流,文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影响到晚明江左与江右的文统宗法之争。而晚明的豫章三吴之争,从科举选文开始,上升为文法崇尚之争,最后演变为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斗争,为应社和复社文人的政治斗争积累了经验。

“关中风气”与“江左风流”——明中叶文学的地域位移与南北文学论述

文学的地域位移是透析文学思潮变迁的重要视角。明代弘、正之际,西北文人藉"浑厚雄伟,刚毅奋强"的关中风气和汉唐文化传统,洗斥风格软媚的台阁习气,倡言复古,"秦声"奏出笼罩一代的最强音。嘉靖以后,随着六朝初唐派与唐宋派的兴起,"西北"与"东南"成为一种对峙的文化意象。东南文人远宗六朝,近推徐祯卿,以"东南之音柔婉"代替"西北之音慷慨",文学创作的中心实现了由西北向东南的位移。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永嘉乱后河东薛氏南迁江左考述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直到刘裕平关中后,河东薛氏部众开始分散播迁,总体而言,河东薛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前两次在刘裕失长安时,一支主动避难南迁,一支以俘虏被裹挟南下。第三次即北魏太武帝年间薛安都反叛逃奔刘宋,史书关于薛安都南迁时间和事件记载不一,应以《魏书》为确。三个南迁房支中一支较早北归,另两支以薛安都为代表,在刘宋时期凭借军功成为孝武帝勋旧,为"义嘉之乱"核心人物,威震南境。义嘉之乱被平,薛安都举州降魏,薛氏大部北归,齐梁之世虽仍有薛氏成员活动,但已十分寂寥,梁代以后河东薛氏在南境几无踪迹可寻。

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

陈郡谢氏本非高门 ,过江后数十年却迅速攀升为东晋一流大族 ,这与陈郡谢氏在江左的地域选择有密切关系。陈郡谢氏家族的地域选择 ,无论是家居地抑或仕宦地 ,都对陈郡谢氏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当这种有力的地域支持不复存在时 ,陈郡谢氏便很快衰落了下去。

河东裴氏与江左政治

东晋南朝政治舞台上的河东裴氏南下时间早晚不同。较早南渡的仅有裴松之先祖一支,他们对南朝礼乐典制、文教传统以及史学著述贡献颇多。只是仅凭儒史之业,难入高门。晚渡江左的裴叔业、裴邃、裴季之等寓居于寿阳一带,多以军功自效。裴叔业房支在萧齐时代成为豫州豪族,位至豫州刺史,而后因被朝廷猜疑遂北投元魏,致使南朝失去淮南。裴邃一房在萧梁时活跃于淮肥之间,是萧梁北伐之师、勤王之师中的重要将帅,而后在政治、军事变局中逐渐衰微。

接受视域下的徐祯卿“江左风流故自在”现象探究

徐祯卿为"吴中四才子"之一,加入以李梦阳为首的复古派之后,诗歌取径由早年的六朝、中唐、晚唐"改趋汉魏、盛唐",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江左风流"特色,与李梦阳代表的北地雄健之风格格不入。钱谦益评此现象为"江左风流故自在"。诗歌取径对象、身份、地域以及倡和交游等均是徐祯卿诗歌"江左风流"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因素。徐祯卿诗歌风貌的改变及其诗学探索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七子派复古诗坛吹进一阵清新之风,还在于开启了吴中诗风丕变的先机,其总结和反思诗学实践的《谈艺录》也是复古派诗学理论的重要成果。

刍议清诗选本视域中的“江左三大家”

清初诗坛名家众多,既有前代之遗民、贰臣,亦有本朝之新秀、中坚,其中尤以"江左三大家"最为卓著。在这些名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清诗选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诗选家利用选本之载体,选录大量名家之诗作,加速了清初作家作品的传播,进而成就了清初作家的经典化;与此同时,清诗选本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照名家名作的视角,即通过清诗选本的考察,来探究清初作家在其时或其后诗坛中经典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以及声名地位的变化演进轨迹。

柳宗元与江左文化

柳宗元其思想的核心是北方文化,尤其是关陇文化。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文化交融非常活跃的时期,与江左文化有着较多的接触,明显受到江左文化的影响。论文从柳宗元的生活环境入手,探讨了柳宗元接受江左文化的途径与机会,进而分析了柳宗元文学、思想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江左文化的痕迹,认为在柳宗元时代基本上实现了融合南北文风的设想。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中晚唐江左诗僧群体的台、律双弘现象及其成因

无论从文学交游、地域,抑或师承上来说,中晚唐时期的江左诗僧灵一、护国、清江、皎然、灵澈等人都具有明确的群体性,他们双弘于律门与天台,身份双重且模糊,这一双弘现象含有丰富的宗教史信息,也是进一步研究这一群体文学创作的前提。本文从考述这些诗僧的宗派面貌与相互关系出发,从佛教知识史的意义,追溯了律宗与天台于江左地区双弘面貌的成因,认为律学自于汉地初弘时起,便具有向义学与禅法兼容的趋势;中土禅僧亦由受西域禅僧影响之重神异,发展出重视义学与律学的学者化特征,中土在对大乘经典进行研习的过程中,渐渐出现了特定的组合;加之江左地区的律学传统以及四分律宗的传蔚,几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中晚唐律宗与天台于江左地区的双弘现象。

五凉政权与中原江左政权的关系

五凉史以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前凉统治时期,后期为“四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并立时期。在这前后一个多世纪里,“带河为固”的河西走廊与风起云扰的中原地区比较,的确是相对安定的。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的创造,与五凉政权和中原、江左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等等的交往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浅析东晋龙亢桓氏江左的地域选择

东晋是我国典型的门阀贵族社会,出现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1]的特殊局面。在此情况下,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晋初的一个次等士族迅速成为执政家族,甚至一度取而代之。这虽与桓氏家族本身的机遇及家族成员的才能有关,但是亦与桓氏在江左的地域选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对桓氏家族在江左的三大地域选择——宛陵、江陵、姑孰的具体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桓氏家族的崛起、发展与衰落提供了条件,同时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门阀制度的理解。

江南·江东·江左·江表

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出现江南、江东、江左和江表等表方位的词，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如能注意区别，将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

东南大学 文枢江左,辈出英豪

东南大学.一座历史积淀下的名校.继承老东南"止于至善"的传统风貌,反映出她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如今,这四字校训又有了新时代的理解.它时刻鞭策着东大学子,完善自我、关爱他者、追求至善、保持卓越.实现自我的价值【钟山风雨,见证沧桑】走进东南大学的校园,最大的感触就是古朴和沧桑。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建筑,流露出庄严和肃穆,讲述着历史和往事。置身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