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出版家汪孟邹的出版人生

汪孟邹,清末秀才出身,接受维新思想,来往于革命领袖、文化巨星和劳苦大众之间,以"热烈的革新感情"从事新书业,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生致力于中国出版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家.

学术表达、现实关怀与历史敬意: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暨《中国出版家·汪孟邹》出版学术研讨会议述论

亚东图书馆1913年成立于上海,创办者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传播新文学启蒙文化,整理旧国故再造文明”,是后人对这家规模不大、贡献突出的文化出版机构的历史定位。2023年7月28日至30日,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联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了“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暨《中国出版家·汪孟邹》出版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界,人民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业界,《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史研究》《安徽画报》等媒体,亚东史料的热心收藏者,绩溪徽学研究会以及亚东图书馆同人的后人共60余人,齐聚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

为“过渡人”画像--林英《中国出版家汪孟邹》评析

民国出版人物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也存在着“抓大放小”“趋热避冷”“重民轻官”等诸多不足。“抓大放小”是指研究者多将眼光投向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大型出版机构,其他中小店家的创业和经营人则少有问津者;“趋热避冷”是指研究目光对准少数热点人物,如张元济、鲁迅、叶圣陶、邹韬奋、巴金、丰子恺、冯雪峰等,其他出版人物则遭到冷遇;“重民轻官”是指重视民营出版机构中出版人物的研究,对于官办出版机构中出版人物缺乏应有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问题依然延续。例如汪孟邹,其出版生涯自清末开始,历经民国至解放之初,经营书业之久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实属罕见,而其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有独特贡献,因此有学者就曾评价道:“(汪孟邹)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双方赢的典型范例”。但是检索发现,1900年至1999年间有关汪氏的传记、论文只有3篇,进入21世纪以来,除登载于报刊的事略和编入合集的小传外,学术论文也只有10篇左右,研究专著始终付诸阙如。近日,《中国出版家汪孟邹》(下文简称《汪孟邹》)出版,该书作者秉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研究思路,从出版业中的汪孟邹、社会生活中的汪孟邹两条线索进行叙述,钩沉人际交往史实,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完整呈现这位老出版人非凡人生的同时也将汪氏和亚东图书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救援与革新:皖籍出版人汪孟邹与乡邦建设

文章以皖籍著名出版人汪孟邹为个案,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探讨旅外徽州人如何与故土桑梓保持紧密的联系,如何为促进乡邦福利和革新桑梓的社会文化面貌而努力。汪孟邹对家乡的救援与革新包括:尽力提供职业、经济上的帮助,以纾乡民之困顿;重视家乡的教育问题,以培育革新的力量;革新家乡陋习,并率先垂范;热心组织和参与同乡团体,聚集救援与革新的力量。文章发现,旅外徽州人与留守本地的先进乡绅之间有着高度互动,内外联动是近代中国地方社会实现转型的重要方式。

革命活动中的“不革命”朋友:汪孟邹与陈独秀的人际互动——以汪孟邹近代出版事业为中心

该文是近代徽商汪孟邹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之间的人际互动研究。在近代史上,陈独秀从事的是革命活动,而汪孟邹进行的是商业活动,两者间的"合作"既不是所谓革命友谊的推动,也不是单纯利益的驱使。该文通过个案研究,审视了汪孟邹与陈独秀四十年的交往,认为汪、陈二人的交往是中国人情关系的鲜活案例。以往的论述片面强调汪孟邹及其出版事业的革命性,忽视了其真实性。因此,该文引入了"不革命"的叙述方式,即不在"革命——反革命"的二元对立中来看待这一对人际互动,而是回归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日常化的人情交往。这种对革命历史情境与"革命"话语下"不革命"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社会真实人际关系的探求。

出版商汪孟邹:亚东版和畅销书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出版机构,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图书。本文梳理了亚东图书馆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对其较有代表性和影响的出版物如新式标点古典小说、《尝试集》等进行考述,进而勾勒其家族经营特色与出版风格,指出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对出版机构运营的重要作用。

汪孟邹与陈独秀关系新论

出版家汪孟邹终其一生为革命家陈独秀提供了重要的出版支持、政治支持,以及经济保障与安全救援等多维度的帮助。文章通过全面分析汪孟邹与陈独秀的关系,探究汪孟邹对于陈独秀的价值与意义,由此折射出近代出版与革命之间的深刻关联。

记汪孟邹先生

王凡西(1907-2002),1925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苏联学习时接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成为托派,因此被开除党籍。1931年起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起流寓海外。所著《双山回忆录》列入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2004年)。汪孟邹是我国著名出版家,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本篇是作者写在20×25的直行稿纸上,并作了一些增删修改。前篇写了九页(实际上八页半);后面同题另稿写了四页(实际上三页半),并在稿末空白处写了几句话:春兄:晨发一函,谅达。今天匆匆写成这篇小文,因为许多话不能说,写得毫无光彩。发表当不可能,让你一读算了。宇十二日这里"春兄"指收信人、作者的朋友楼子春(楼国华、一丁),信末未署年月。果然这一篇在作者生前没有能够发表。后来楼子春先生将它连同作者其他一些文字寄交我。现在即据以录入发表。

汪孟邹与亚东图书馆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觉醒年代》剧中,“绩溪”和“绩溪人”成为高频词,以胡适、汪孟邹、汪原放、汪静之、章衣萍等为代表的一批绩溪青年才俊,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中央,成为启蒙引发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亚东图书馆是一个给中国出版界带来新鲜血液的出版社,是一个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惊涛骇浪的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策划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20世纪绩溪人与徽州人的骄傲。

亚东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值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对其发展历程进行考察,探究亚东图书馆和汪孟邹为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出版做出的贡献。文章梳理了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前史(1903−1912)、创立时期(1913−1918)、黄金时期(1919−1927)和衰落时期(1927−1953)四个阶段,分析亚东图书馆盛衰的影响因素包括:巨大的时代影响和制约,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灵魂人物的影响,以及亚东内部的合作与分歧。总结提炼了亚东图书馆四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中小出版社的排头兵,鲜明的出书板块特色,浓郁的地域色彩,经济状况的困窘。进一步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助者、参与者和同情者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亚东图书馆发展历程中的红色基因。

百十年亚东图书馆之研究:现状与展望

本文在全面调查有关亚东图书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已有的研究包括:亚东图书馆的历史、经营的策略与得失、价值与贡献、与名人的关系、重要出版物,以及亚东人等重要维度。这些研究为人们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亚东图书馆面貌,对亚东图书馆的成就价值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文章进一步指出关于亚东图书馆的研究尚待掘进之处,其中包括新史料的发见、新研究角度的切入与新议题的拓展。

亚东图书馆编辑汪乃刚考述及其他

本文借助新发现的信件及其他一手史料,对亚东图书馆重要编辑汪乃刚的生平进行考述。由于汪乃刚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以及汪原放的独特关系,对于汪乃刚的考述便具有网络关键节点的意义,其他一些相关史料得以有机串联起来,由此呈现出一幅更为整体的景观。本文在对亚东图书馆编辑汪乃刚进行打捞之外,至少还带来三方面的新发现:一是亚东图书馆家族化运作特征十分显明;二是对汪孟邹独特精神特质的进一步发掘;三是生动呈现出新书业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强大吸引力。

《觉醒年代》中的亚东图书馆上海旧址考据

2021年1月《觉醒年代》电视剧央视播出后,多少人嚷嚷着嗑上了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CP?多少人说汪孟邹真是为胡适的婚事操碎了“姨母心”?多少人好奇这个在本剧里从头至尾都存在的汪先生和他的亚东图书馆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他和它在上海是否还留有踪迹?大家心心念念的那个带漂亮大壁画的院子究竟在哪里?

启蒙与革命:近代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历史担当

20世纪初,“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誉为近代安徽境内最早的新式书店。历经辛亥风云、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大革命浪潮等数十年风雨征程。图书社是皖南地区乃至全省传播新文化的大本营和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策源地,对安徽乃至对全国的文化救亡及革命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话文百人百论”六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

陈独秀胡适说:"只有三本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904年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时,结识了好友汪希颜的弟弟,芜湖科学图书社(书店)的老板汪孟邹。承晚清白话文运动余绪,《安徽俗话报》出版了23期,发行最多时达三千份,有的还再版,行销之广,为全国四十种白话报之冠。陈独秀不仅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本人写了八万字的各类文稿。

1920年8月:渔阳里的第一抹红

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从北京到了上海,一时无处安身,先下榻惠中旅舍。没承想又疾病缠身,好友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把他接到亚东图书馆养病。1920年4月,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曾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把老渔阳里2号私宅(人称“柏公馆”,今南昌路100弄2号)让给陈独秀居住。渔阳里有条南北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头连着环龙路(今南昌路)。

中共一大前陈独秀与胡适的交往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因汪孟邹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相识;因《新青年》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共同掀起文学革命并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虽然后来二人,一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方面分道扬镳,但他们的友谊却相伴终身。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临门”时刻,胡适对陈独秀作了配合,并对陈独秀南下组党起到了十分巧合的促成作用。

“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亚东图书馆经营启示录

当前,我国出版业繁荣与乱象并存。在此业态下,出版从业人员重温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宗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即从出版史的角度,以亚东图书馆为研究样本,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就如何在"义"和"利"之间取得相对理想的平衡作些梳理,以期能够对当下的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地缘与出版:以亚东图书馆为考察中心

地缘因素在近代社会中的影响被研究者广泛关注,然而有关地缘与近代出版之间的关系,尚少为人关注。本文以亚东图书馆为中心,试图考察地缘因素于亚东图书馆而言是怎样的一种支持性力量,对地缘的仰赖于亚东发展是否造成的影响,以及地缘因素何以发生影响。文章以小切口的方式,细致考察地缘关系与近代出版业发展之间的牵连。

“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陈独秀与百年名刊《新青年》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同乡好友汪孟邹从上海赴北京,为汪孟邹的亚东书局招股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当时只能印一千多份,几乎办不下去了,还需另有安身立命之事业。如果不是一位十余年未见的老战友出现,陈独秀也许会为开一个大书店奔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