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

汪康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报业经营者和社会活动家 ,对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介绍了汪康年从事新闻报刊活动的基本情况 ,剖析了汪康年对报刊舆论的认识 ,进而指出营造并借重舆论不同于传统清议 ,而是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行为特征。

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考论

1899年2月19日,汪康年获知林译《茶花女》在福州镌板的消息,在高凤谦的帮助下,他以40元现金和价值约60元的书报获得了林译《茶花女》的印售权及原书板,并于同年5月4日或稍后获得该板校本,只用了不到22天,汪康年就开始以昌言报馆的名义和网络销售铅印的《茶花女》。林译《茶花女》大规模快速传播自汪康年铅印始。铅印本《茶花女》的风行和得到的赞誉使林纾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为他最终成为晚清小说界之泰斗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进程。

汪康年和庚子中国议会

汪康年是中国议会的发起人之一，此前曾任正气会会长。与希望建立全国性新政府的唐才常不同，也与企图建立受日本控制的全国性新政府的日本人不同，汪康年在中国议会中，始终主张东南自行改革，对北方和全中国将来的政局不发表意见。

论戊戌时期汪康年的变法思想

本文认为汪康年主张变法，提倡设议院、兴民权，强调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其历史定位应是维新派。本文提出：维新派内部也有激进和温和之分，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分歧在于变法道路上的异趣。

汪康年与晚清修律中的法权迷思

晚清修律意在法外,旨在以西法合理化朝廷的统治,进而通过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体现出清廷治国思维的外向性。传媒舆论于此多有认同之意,并着力推动此事。然《刍言报》主人汪康年却从内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转换法律意味着礼教的凌替,西法未可照单全收,而治外法权不过是当初设定的中外交往模式,并质疑修律以收回法权的可行性。后在劳乃宣等人的力邀下,又卷入新旧之间的"礼法之争",益见其对内治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经历舆情反弹和政党萌芽之后,汪氏选择淡出论争,立场有所转变,于斯可见其流质易转的个性和随时而变的论政风格。

汪康年与政治权威的依违离合

本文通过探寻汪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瞿鸿机等清廷重臣的关系 ,剖析了汪康年对政治权威人物的双重态度。一方面 ,汪康年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赏识 ,以借助其力量实现自己变法图强的愿望 ;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背弃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与政治权威人物打交道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以汪康年为例的思想史阐释

戊戌以后,汪康年对变革的方式和道路进行了重新选择,变革主体逐渐从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转向中央政府,变革方式趋向缓和,更加遵循审慎原则、讲求变革策略,呈现出"慢慢走"的保守主义倾向。出于对超越性道德秩序的追求和对转型期国人认同危机的回应,汪康年又进一步回归以礼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往回走"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被公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汪康年,却在变革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一度认同和践行"激进"的主张,从而彰显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阵营划分的模糊性和流动性。

汪康年: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的中国报人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闻必录”作为中国新闻界流传最广的一句新闻用语，前后风行约半个多世纪．不仅成为新闻界的口头禅。而且为社会上很多人所熟知，曾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我国新闻事业的多个方面。1986年，著名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在《新闻研究资料》（总三十四辑）发表《“有闻必录”考》一文，对“有闻必录”这个重要新闻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具体含义、社会影响、被批判史、历史评价、是否从外国传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索和论证。此后，该文的有关结论即成定谳，广为学界征引。

传统社会心理对汪康年政治态度的影响

汪康年的政治态度受其所处时代面临的社会环境、思想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等全方位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从传统社会心理方面分析汪康年在近代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剧烈社会变革情况下其政治态度上的矛盾和反差,并以此观察分析这一时期在野的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表现,对我们了解这一社会阶层的思想行为特征会有更多的认识。

汪康年报刊职业认同探析——基于职业态度与情感等视角的考察

汪康年对中国近代报业的贡献十分巨大,然而,对其研究却存在很大不足,不仅成果数量少,且基本集中在对其办报活动与思想等的介绍与概括层面,很少有对其职业心灵的研究。引入职业认同视角,通过对其职业态度、情感、投入度、忠诚度等的探究,考察其对办报这一职业的内心体认,把握其职业心灵与精神之状况。

汪康年的报刊编辑实践与思想探析

汪康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间报人,有着丰富的办报经历,文章在史实梳理的基础上,对其的报刊编辑实践与思想进行了探究。报刊应保持独立;报道应该真实、客观;自律并接受监督,以保证公信力,这些都是汪康年报刊编辑思想的精髓。尽管这些观念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却体现了西方报刊职业化对中国早期报业的影响以及中国报人的初步思考。

论戊戌时期汪康年的变革思想

汪康年戊戌时期的变革思想以兴民权为中心,经历了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和地方自治思想萌芽三个阶段。作为维新派中的实干家,他的变革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

汪康年媒介批评实践与艺术论略

汪康年是晚清时期新闻经历丰富的报刊工作者,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领域剀切建言,多有建树。对当时媒介流行"挂洋牌"以逃避政府管控的现象,他批评说是陷政府于不义、非忠心谋国的表现。对当时一些媒体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的失实报道,他多次严词痛斥,力主媒体要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浮词浪言、喧嚣叫骂的现象,他语重心长地予以劝诫,要求媒体做到态度谨慎、公正评论。与同时代人相比,汪康年媒介批评文本数量众多,体现出媒介批评意识的强烈自觉性。其媒介批评客体指涉全面,不仅关注媒介的传播内容,而且关注传播方式和传播者的主观倾向。他的媒介批评态度外圆内方、立场明确,但遣词造句又尽量温和。

一位晚清报人的改革救国之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评析

作为晚清著名的民间报人，汪康年先后创立过6家报刊，撰写并刊登大量文章，阐明其改革救国的思想，向当政者建言献策。他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产业的发展，而且是晚清时期政治改革思潮的启蒙领袖之一。《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向读者完整展现了汪康年的人生轨迹、思想历程和政治影响。该书的出版是汪康年研究领域的新贡献，为晚清思想、政治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汪康年与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

随着戊戌变法和庚子中国议会的失败,汪康年对自己以前的活动和中国变革的前景进行反省。他认为,政府的专制集权会侵犯民众的利益,必须利用舆论对它进行监督;同时民间的过激行为又会干扰政府的改革进程,因而对民众运动也应该加以限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汪康年选择了中间立场,试图通过报刊舆论对二者进行双重的监督和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角色特征。

汪康年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述评

汪康年（1860-1911）是晚清的改革论者、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其一生先后创办并主持了六份报刊和一家民营国际通讯社。作为中国较早的近代新闻史上的民间报人，汪康年积累了大量的办报经验，作出了许多开创性和建设性的贡献。然而，本应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他却未受重视。

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兼谈汪梁之争的性质

《时务报》是戊戌维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由于梁启超、黄遵宪是当时著名的变法维新活动家,在近代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学术界将《时务报》的成功,往往归诸他们两人的作用,有意无意地贬低该报总理汪康年的地位,对汪多有一些有欠公允的评论.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求商榷.

汪康年与中国近代化思潮的特征

汪康年曾是一名追求功名路的旧士子，后转化为戊戌时期著名的自改革论者、社会活动家和活跃报人。他曾猛烈批判中国锢疾，呼吁向西方学习，但在晚年却赞美礼教，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为西方以外“东方一大国”。对汪康年这一类型人物的研究表明．非西方国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在国家和民族纵向发展的思想道路上，存在着从批判传统到尊重本土传统的趋势，而已在纵向之中横向层面上的个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一趋势。

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

保国会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于１８９８年４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的爱国救亡组织。关于保国会的解散，史学界历来认为是守旧派交章弹劾和诽谤攻击所致。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汪大燮在戊戌年闰三月（１８９８年４月）致汪康年的两通函札。这两封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是戊戌保国会的解散与当时驻日公使裕庚的密信有关，二是保国会仅开两次会，而不是三次；三是总署大臣张荫桓是这一事件的知情者。两函为我们重新认识保国会解散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

汪康年研究综论

汪康年不论是在报业经营、社会活动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在当时都颇具影响。对汪康年的研究,无论是从论题的选择,还是资料的搜集及运用,学者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