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区域/国别/全球史方法——从《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引发的争论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大时代,原本就封闭在广袤的日本占领区之内的沦陷区文学,顺理成章地被排除在现代知识谱系之外。重新发现日本占领区文化生活史里的沦陷区文学,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进程,是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伟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同步的。迄今40年间,围绕着沦陷区文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2000年开年在《文艺报》上展开的争论,持续的时间最长。世纪转折期的这场争论已然成为历史,但如何认识这场争论,依然是深化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引入与殖民语境相关的四个维度、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错综复杂的沦陷区文学的真相与表象,真实还原沦陷区文学的历史样貌。

“摩登上海”、沦陷区文学与新文艺改编——以新发现的《鲁男子:恋》连环画为中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尽管彼时日伪政府严控上海文化艺术事业,然而在消费文化浪潮下,报刊出版业以及文化艺术公司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和市民大众对娱乐趣味的需求,共同造就了1940年代“摩登上海”之文学艺术改编热潮。本文以新发现1942—1943年连载于上海日报副刊的曹涵美绘曾朴原著《鲁男子:恋》连环画为依托,通过探讨曹绘《鲁男子:恋》连载之始末,分析其作风格特点,并结合1940年代上海报刊中《鲁男子:恋》被改编为舞台剧及电影相关材料,探究《鲁男子:恋》视觉化改编,以期丰富和深化对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新文学艺术改编的研究。

上海沦陷区青年民众的日常生活评析——以颜滨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为中心

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沉重打击,处于沦陷区的民众更能体会生活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屈辱。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青年颜滨的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从青年民众的视角较全面地记叙了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其文字揭示出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青年日常休闲及文化活动丰富多样的背后亦凸显出其对未来的迷茫,普通民众虽心存民族大义与反抗,但在高压统治下也只能无奈妥协。

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现状及展望

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薄弱环节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终于在经过了长时期的不懈努力之后，于９０年代中期取得了第一批重要成果。本文拟回顾此前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评价以这批成果为代表的研究现状，并对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提出初步的看法。一在中国现代文...

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简评

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简评李洪岩从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以往发生的全部历史事实。但实际上，史家的研究范围总是有限的。例如，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就多少偏高于当代史家的视野之外。故尔，在研究抗日战争的专业史家圈子里...

开拓进取 锐意创新——“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的最新力作

受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多年来中国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一直都比较薄弱，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尤甚。张同乐教授《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30万字）一书的出版，不仅有力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明显不足，

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

抗战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就不仅在边区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实现了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在沦陷区,日伪政权在严行查禁、千方百计阻挠其传播的同时,唆使卖身投靠的文人政客对其发起攻击;而在国统区,诸多国民党人也极力地以三民主义的"真理"否定新民主主义,并围绕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步骤论等问题,向《新民主主义论》发起围攻。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部分地予以认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更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 ,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策动粮食走私造成的。日方主要采取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来促使粮食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粮食走私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 ,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方还借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东北沦陷区殖民统治下的强权文化机制论说

日本侵略者在其14年的殖民统治中,虽然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再疆域化,但文化的再疆域化并非那么容易。由于日本族群地理形态的影响及其对单一身份的认同观念,使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他族时,也企图用其暴力文化观念和单一身份认同,以及制定一系列的强权文化机制改变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系统,这就必然会在殖民/被殖民、统治/被统治之间产生极大的偏差与对抗。在侵略者对东北沦陷区文化再疆域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为东北沦陷区的广大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强权文化机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使侵略者的文化殖民最终以失败告终。

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特别重视对华北沦陷区粮食的掠夺。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更重视棉花的增产,但除日伪强力推行植棉的地区外,华北沦陷区的农民仍以种植粮食作为农耕的第一选择。日本的军事侵略及统治,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粮食的播种面积及单产量都比七七事变前减少,粮食的流通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受到了影响。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减少,农民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一些粮栈或货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铁路、卡车及牲畜运输量的增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伪交通统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所在。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的殖民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原有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全方位摧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教育布局,使中国教育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为了使中国沦陷区彻底殖民地化,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建立了相应的伪教育行政体制,用以统辖沦陷区的教育系统。其中,十分强调“宣传教育”、“以华治华”的殖民主义文化统治,在“恢复”和“调整”原有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扶植伪政权建立了伪学校教育体系。同时,还建构了系统的、殖民化的社会教育和校外教育,以奴化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日伪在中国沦陷区实施的是赤裸裸的殖民奴化教育。

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与心态——以北平、上海两位青年的日记为例

学术界对沦陷区民众史的考察,部分存在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倾向。《北平日记》和《1942-1945：我的沦陷生活》,系沦陷区青年的两部私密日记,堪称部分扭转过度依赖档案文书倾向的一手史料。这两部日记证示,对以求得基本生存为条件的底层社会来说,生活上的妥协是沦陷区外部环境的产物,内心的反抗却是永恒的民族情感底色。＂南下＂或＂到内地去＂,是他们情感世界的精神追求,而留守在沦陷区艰难度日,却是物质世界困顿的无奈之举。二者间难以调适,体现了其在沦陷区的生存艰辛和内心痛楚。

抗战时期河北沦陷区中小学奴化教育初探

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实施的殖民主义统治,给河北沦陷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间所推行的奴化教育,特别是对沦陷区内的中小学奴化教育严重毒害了青少年。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

日伪时期江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概述

沦陷区的职业学校是日伪奴化教育的重要基地。日伪在江南沦陷区不仅兴建和恢复了一部分职业学校,而且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法规和政策。他们希望对江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严密控制,极力在职业学校中推行其奴化教育。

“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

我们所说的“沦陷区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文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文学。此外,南京、武汉、香港等沦陷区的文学活动也有所涉及。按照这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规定,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均不在本大系的编选与考察范围之内。 沦陷区文学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生荒地”,十数年来,只有少数人在默默耕耘。这除了沦陷区文学作品散失较多,资料残缺不全等客观原因外,恐与人们对沦陷区文学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特殊处境缺乏了解与体察有关。因此,有许多“想当然”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其实是相当隔膜的。我们的考察也就有必要从“设身处地”的理解开始。

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

沦陷区文学评价中存在“三大分歧”。本文认为，对沦陷区文学要作具体分析；张爱玲不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她的作品也不是“时代的艺术”；对张的评价既要谈文，还要论人，讲究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

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斩

进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一批研究成果的面世，沦陷区文学主体的性质和面貌得到肯定。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华文学通史》大多增加了沦陷时期的内容。张爱玲、梅娘、袁犀、关永吉、爵青等一批被冷落近半个世纪的沦陷区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重新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但对于沦陷区文学的怀疑、贬低和曲解至今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仍坚持从政治上否定沦陷区作家进而否定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研究。本文通过张爱玲个案说明产生上述偏颇的原因，是客观层面上第一手材料的省缺以及主观层面上认识论的本末倒置。

古典与现代之辨: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为中心

1940年代,置身于历史和文化夹缝中的沦陷区诗人们,似乎找到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的契合之处:吴兴华的"古题新咏"与格律探索,朱英诞、南星、沈宝基等的"晚唐诗风"与象征诗学,路易士的"纯诗"探索,通过孜孜不倦的探求,他们试图在古典与现代的融汇、调协中为新诗开创一条新路。他们的理想和实践——以古典的严整诗形,表达现代人繁复错杂的情绪体验,并为新诗寻索出一种相对稳定的"范式"——构成了1940年代历史烟尘中一道别致而又悲凉的风景。他们的诗学探索与同时期冯至、穆旦等趋于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遥相呼应,将新诗逐渐导入宏深而开阔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