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治国方略的科学成分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传统治国方略中的科学成分是经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真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华传统治国方略的六种科学成分在我国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必须对中华传统治国方略中的科学成分进行提取、升华、创新与越超，将我国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研究推向前进。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纪录片的“走出去”与“走进去”--以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为例

以纪录片为代表的视听作品是世界各国真实、立体、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本文认为,要想充分发挥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应该从“文化维”“翻译维”“融媒维”建构纪录片的传播策略,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到了中国的发展,讲好中国故事。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

宋初逐渐确定的治国方略以及处理文武关系的政策,使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宋太宗朝后期内政外交路线的引导之下,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在政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宋真宗时代,宋朝终于完成其政治上的选择,文官队伍遂成为统治的政治中坚角色,继承了士大夫的衣钵。这种政治格局长期延续,从而使宋代的文官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特点与趋势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演进趋势呈"螺旋式上升"状态。从时代背景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及现代法治后发国家的不足给法治的发展造成了限制,新时期依法治国的深化发展需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语境。从发展规律来看,在整体形态上呈现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色相融合的特点,演变趋势上表现为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变,法律地位上体现了对与其他话语权关系认识的逐渐深化,法律内涵上凸显了从专政到公民权利保障的转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更加注重三大结合,即党的领导性和人民的主动性相结合、立法的科学性和践行的有效性相结合、法治的一般性和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

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强调法治忽视德治和强调德治忽视法治一样都是片面的。二者结合起来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我党一个新的治国方略。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 ,关键在于从严治党 。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试论选择德治与法治并重治国方略的必然性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方略的必然性,认为: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根源;是对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实施这一战略,必将全面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进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体系——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方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思想,包括指导思想、途径、方法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总结与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体系、内容、方法以及意义。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论贾谊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

贾谊以"人性非甚相远"、"习"以成善恶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其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他认为治国之道既需要礼法也需要仁义,礼法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和形式,仁义是礼法的实质和核心,礼法与仁义二者是有机地统一的,不可或缺。贾谊治国学说对当代中国治国模式的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依法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精髓，它的科学内涵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发展历程

本文拟从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以政策为主的基本治国方略到邓小平时期提出的民主法制国家，再发展到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三个阶段，来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上升的历程。毛泽东时期奠定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但也有一些缺陷和失误。邓小平深刻总结经验，精辟论述了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使民主法制建设更上一层楼。

论新世纪的治国方略——浅议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特别需要强调德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这是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重要保证。因此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依靠法律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运行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作用 ,把市场运行纳入规范和法制的轨道 ,保证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同时 ,思想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要提倡以德治国 ,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