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治污减排

阐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以及市场竞争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混改对工业COD和工业烟粉尘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对工业SO_(2)的减排作用不显著。(2)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越激烈,混改的减排作用越明显。(3)生产效率、管理效率与资源效率的提高是混改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途径,且市场竞争越充分,三个机制的作用越显著。因此,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不同类型资本的优势互补,也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推动实现国企改革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政策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打好治污攻坚宣传主动仗 唱响生态文明建设主旋律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有利于凝聚美丽中国的建设合力。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从公众参与引导、地方品牌打造、实践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入分析总结治污攻坚宣传工作,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为服务保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对山东段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基于EKC曲线理论的实证分析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属于跨流域与跨区域复杂系统污染治理问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污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成败。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相关理论,选取2003—2017年南水北调山东段沿线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菏泽6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进行拟合研究,通过对比东线区域内外的EKC曲线,实证分析了东线治污对南水北调山东段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东线治污模式。结果表明:①沿线区域内6市的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均呈“倒N”型曲线;枣庄市和莱芜市的工业COD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分别呈“倒U”和“U”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曲线;临沂市的工业氨氮与人均GDP呈现“N”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②区域内的工业废水、COD及氨氮排放量与经济EKC曲线均呈“倒N”型,而区域外均呈现“N型,“倒N”型反映目前区域内的工业排放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开始减少,而“N型”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外的污染排放仍在不断增大,污染治理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表明区域内的工业排放控制时间早,效果好。③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期均明显低于区域外,而区域内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13.5%)却高于区域外(12.4%),反映出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加快提升了区域内水环境质量,实现了环保治污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山东省在治污实践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鼓励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共治先进模式,使区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引领东线治污更早跨越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壁垒,进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

“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助力企业治污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逐步深入,企业在环保方面意识不断增强,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环保模式、降低污染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环保管家”应运而生,其作为专业的环境服务模式,可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环保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本文从了解这一模式的应用背景入手,结合具体作用思考探讨其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并对此进行评估,由此来了解“环保管家”的应用必要性及重要性。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乡村初期雨水治污研究

乡村初期雨水未经有效处理可能会给乡村环境带来多方面危害,所以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管理手段加强雨水治理和防污管理,保护水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从大气污染物、地面污染物、乡村污水入流等方面分析了乡村初期雨水污染的来源,阐述了海绵城市理念的技术原理及其在乡村雨水治污中的应用优势;针对巢湖乡村地区雨水治污现状,结合“渗、滞、蓄、净、用、排”理念,提出了提高雨水资源利用率、减轻给排水设施负荷、开展综合海绵措施等治污策略,旨在为乡村初期的雨水治理提供参考建议。

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初期雨水治污技术研究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推进,为解决不断加剧的城市内涝和水体污染问题,本文以初期雨水治理技术为例,对其治污机制和技术体系建设策略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构建包含绿色屋面、透水铺装、生态沟渠等在内的端到端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对初期雨水的源头截留、中途转化和末端深度处理,有效提高污染控制效率。此外,智能监控和污染风险评估体系的引入,也将大幅提升系统运行效能。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初期雨水治理过程的“端到端”理念,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系统化的技术路径。后期研究将着眼于节水型建材的开发、污染控制微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工作。本研究成果以期为海绵城市雨水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他们,是治污攻坚的先锋队

26年时间,他立足本职岗位,清楚掌握上级决策部署,利用科技手段在治污攻坚方面不断创新。他就是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三大队的大队长——吴志斌。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生态环境办主任江梽峰,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太湖边人,一位对水有着深厚情感的治污攻坚人。

洱海流域截污治污体系污染负荷分析——以洱源县为例

洱源县坚持环保优先的方针,把截污治污体系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及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改善洱海源头水环境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洱源县洱海流域建成并运行城镇污水处理厂7座,村落污水处理厂站96座,设计处理总规模为3.34万m3/d,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1 121公里,初步构建了“农户化粪池→管网→污水处理厂(站)→尾水湿地”的洱海流域截污治污体系。通过对2021-2023年洱源县入洱海4条河流水量、水质的分析,可以看到截污治污体系在洱海保护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可有效削减生活污水中88.12%的COD、96.94%的NH3-N、75.42%的TN、92.63%的TP,同时将向河道贡献的COD污染负荷从34.17%降低至3.96%,NH3-N污染负荷从1 692.07%降低至51.38%,TP污染负荷从195.59%降低至14.91%。

水平定向钻施工技术在截污治污工程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面积、人口的不断增加,现有污水管网无法满足城市建设需要,新建污水管道成为各个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聚乙烯PE管因其特有优点现被广泛应用于污水管道施工中,以惠州截污治污工程为例,围绕聚乙烯PE管材的选取,分析聚乙烯PE管特点及水平定向钻机牵引施工工艺在污水管网中应用,提出相关注意事项及操作要点。

精准治污期待科技“放大招”

城市“灰盖”是今后精准治污的主要对象,解决我国城市污染排放与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必须从降低排放强度和增加环境容量两端发力,后者尤其依赖重大科技创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某些特殊生态环境问题而没有国外先进科技手段可以借鉴和引用时,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进行科技自主创新。

碳交易的治污价值、机理及碳交易市场的顶层设计

碳交易的治污价值在于它的有效性。理论和实践证明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方式中,作为市场手段的碳交易治污效果最明显。它的有效性源于碳交易中的获利、降低成本的内在激励和惩罚机制,从而使碳减排成为经济主体的内在诉求;碳交易的治污机理在于碳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碳排放许可证制可以掌控社会上的所有排污活动,即将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碳排放全部纳入许可证交易的控制之下,并通过对碳交易总量的阶段性下调实现碳减排目的;碳交易市场是以节能减排为目的,将经济主体造成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为企业成本而人为设计的市场。因此需要政府培育,对碳交易总量、碳交易许可证制、碳金融创新、碳交易的相关法律等做科学的符合规律的顶层设计。

借鉴国际经验 探讨城市交通治污减霾策略

本文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地区交通无序发展、机动车爆发式增长、集中出行引起大面积长时间雾霾等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交通和环保等相关部门在部门间综合协调、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针对我国城市交通和雾霾等发展阶段和实际特点,提出了城市交通治污减霾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博弈论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治污决策模型

针对当前严重的水污染问题,采用博弈论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治污决策进行了研究,为事件应急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支持。基于经典博弈论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突发性水污染事件中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号博弈模型,对信号发送方企业的类型空间、信号空间和信号接收方管理部门的行动空间进行假设,求得了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解,并对不同参数取值下的均衡解进行了分析。基于有限理性建立了企业群治污决策进化博弈模型,通过求解模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不同参数取值下的进化稳定策略,并对模型进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进行治污决策时,通过公开企业信息与信誉,提高对企业是否采取治污策略的奖惩力度,采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降低企业治污与管理部门检查的成本等方式有助于企业采取治污策略。

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

首先参照投入—产出比,利用环保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对各区域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系数进行测算,按系数值域把中国30个省(市)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包括北京、甘肃、贵州等19个省市,区域2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其次分析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和中国式环境分权的治污效应并分区检验,最后对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显著,区域1财政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治污效果,中国目前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近似"环境税种总体治污效应不显著,中国式环境分权与污染物排放显著正相关,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的治污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中国式环境分权度低于-0.164、经济发展水平低于4.174时,环境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治污效果。样本期内以中国式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有安徽、广西等15%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有贵州、云南等10%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污染和高排放。鉴于此应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单独开征环境保护税种,中央政府适度地环境集权,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商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治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滇池入湖河流治污新技术体系构建及案例分析

"十一五"期间,滇池入湖河流治理未考虑河流分类的特点,几乎按照统一工程治理,一些技术应用较少考虑适用条件(如地域性)的影响,使得目前入滇河流治理尽管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污水收集率低,面源治理效果有限,水源补给量少等。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入滇河流后续治理的重点与方向。为此,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套包含14项适合滇池流域入湖河流污染治理的新技术体系,并从点源、面源、底泥、生态需水量、水质及水生态6方面详细分析相关治理技术指导不同类型入滇河流治理的适应性与可行性;同时,以盘龙江为案例,结合新技术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后续治理技术体系建议,以期为入滇河流后续治污工程提供技术理论支撑。

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研究政府与第三方治污之间交往的规则和制度形成的演化规律,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建立政府和第三方治污的支付矩阵,分析政府和第三方治污企业交往过程的演化模型,展示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的交互关系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双方成本和收益的改变,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为寻求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指明了方向,现阶段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群体的交往模式自发演化依赖于各种策略的相对支付;政府应当制定严厉的排污惩罚制度和环保法规;第三方治污应当扩宽企业的盈利路径。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监查与企业治污行为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考察了参与者的决策演化过程,分析了参与者的进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的排污量并不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地方政府监查行为和企业治污行为会受到包括系统初始状态在内的7种因素的影响。加大对企业不完全治污的处罚,降低企业的治污成本,尽管可以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但却会不利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而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严格监查的奖励,加大对地方政府监查不力的处罚,降低地方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降低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支付水平的影响系数,既可以促使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又能够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

“产业治污”模式削减丘陵区农业面源氮排放

丘陵是我国南方面积最大的地貌类型,是降雨径流易发区和水土流失敏感区。诸多因素使农业面源氮排放成为丘陵区农村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的难题。为此,本研究以目标区域的产业发展为前提,基于丘陵小流域氮素流失特点,以氮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针对农村生活源、农田种植源和畜禽养殖源分别构建了生活污水的稻田安全消纳净化技术、生态种植串联沟渠塘堰的立体消减技术和种养结合的畜禽粪污多级循环全消纳技术体系,提出了“产业治污”运行及管理模式,即:根据流域环境承载力确定产业结构和规模,建立“企业订单+基地+农户+专家团队”的产业控污机制和“村企合一参与式”的治污管理体系。并基于国家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专项,在湖北省竹溪县竹溪河源头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应用。实践证明,“产业治污”模式实现了目标区域污染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在有效削减丘陵区农业面源氮排放的同时,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生态与治污相结合的最佳管理措施的应用设计

针对深圳市茜坑水库的面源污染,采用"最佳管理措施"(BMPs)进行治理。以茜坑水库办公楼集水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办公楼集水区的地形条件设计了一套BMPs系统,包括落水管/植生槽、生物滤槽、植生滤带、滞留池/人工湿地。运行结果表明,BMPs对办公楼集水区的面源污染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