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改革的系统方法——基于案例和实证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为了确保各项法律制度能够满足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成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法制改革必然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议题。法制改革与通常的修法不同之处在于,法制改革具有系统性,强调顶层设计,要求运用系统理论、思维和方法,在宪法层面明确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价值,进而在各部门基本法层面明确各部门法的价值目标,形成中国法律体系的价值体系,使其符合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为核心制定法制改革法就法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内容和程序做出统筹安排,以指导相关具体法律制度的"立、改、废"。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该文试图说明这样的观点。

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

探讨了张之洞在清末法制改革中所扮演的倡导、示范改革 ,又阻止改革深入的复杂角色 。

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清末法制改革在近现代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运用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工具着力探讨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为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资不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专制帝国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又是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影响下所展开的一次法律改造工程。因之，清末法制改革既开始了法律结构的创新性过程，又表现了法律精神的某种价值转型，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端。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在清末法制改革中,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上书请求变革法律,积极推荐修法人才,并参与新法内容的讨论;他极力主张多渠道地造就和选用法律人才;他利用直隶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将法制改革的许多措施在直隶施行,对推动当时中国封建法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法制改革认知取向的考述与评析

晚清以降 ,中国法制的百年改革运动颇为艰难曲折 ,值得我们深入反思。该文就是对于这一法制改革的两种认知取向———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说进行考述与评析 。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法制改革评议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重视法制建设 ,其立法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变法成果 ,大量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内容 ,对旧法从体系到原则均作了重大改革 ,先后制定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构建起成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然而 ,它的整体法制变革过程却显得十分混乱纷杂 ,甚至是失败的。所立之法未能真正施行 ,而现实中所行之“法”又未见诸条文 ,人们在心理上对新法是陌生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同时国民党政权基础结构的虚无也决定了这种混乱的不可避免。

加入WTO与我国司法理念的更新及法制改革

司法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通过阐述世界各国司法制度的共同特征,凸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特中之特,论述下一步我国法制建设中需扬长避短的地方。还对我国一些耳熟能详的司法理念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予以重新界定,并针对世贸组织的几个重要原则,重点介绍人民法院的改革目标。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 2 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 :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 ;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 ,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 2 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科斯定理的内涵,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效率,就要在"局限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法制改革的"局限条件"是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以凝聚社会共识、向社会亟须领域分配法律资源、稳定修宪和实验立法等路径,渐进式推进法制改革,降低法律制度变迁成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秉持这种政治智慧: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以进一步简政放权,统一政府经济目标和政治发展函数、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遏制机会主义并树立法治理念等,继续提高法律制度效益。

论辽圣宗时期的法制改革

辽圣宗承景宗改革之势,进一步推进封建化的改革。其中,法制改革是辽圣宗改革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也是对其他改革的认可与肯定。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注重立法,更定法令;减轻旧法过重部分;调平法律,修改同罪异论、贵贱异法;注重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改善奴隶境遇,释放奴隶;禁妨务农,保护畜牧业,诏定均税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禁止奢侈,提倡俭约;设置司法机构,选派官员,审决滞狱。通过法制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使辽王朝出现了政治清明,法制宽平,社会稳定的局面。

清末法制改革社会文化背景研究

1900年,逃往西安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危机四伏的统治危机,被逼无奈,极不情愿地发布变法上谕,指出＂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并且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

英美法对我国30年来法制改革的影响

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划分,仍是一项有益的认识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英美法对我国法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诉讼程序上增强当事人主义色彩,司法组织上确立普通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推动司法判决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英美法特色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改革等方面。考察和反思英美法的这些影响,能给我们若干启示。

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人才准备

清末法制改革中,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清政府不得不将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律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总体来看,清末法制改革开启了新式法律教育模式,初步建立了法律人才的选拔任用制度,但是因为缺乏实施的诸种必要条件,法律人才的准备不足依然成为困扰清末乃至民初司法制度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论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及启示

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序幕。文章分析了清末法制改革的社会背景、原因和历史贡献,最后阐述了它对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论20世纪初期的法制改革

中国历经 2 0 0 0多年的封建社会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专制法系。专制法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封建制度趋向腐败 ,其法系则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梏。本世纪初年 ,由于国内外多方面因素促动 。

历届三中全会的法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启动了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自此以后的历届三中全会,伴随着法制改革,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可以说,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多次改革的洗礼,其契机就是自十一届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而历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法制改革,又与经济政治改革的需求、党的思想路线的引领以及学界法学研究的推动是分不开的。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新一轮法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它将法治中国建设推到了历史的最佳时期,标志着中国正朝着法治国家的目标大步迈进。必须把握历史机遇,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实现法治中国理想。

简论志田钾太郎与清末法制改革

志田钾太郎虽作为清末法制改革中被清政府以高薪聘请的日本法律专家,却在消极被动的心理状态之下,背负着日本政府"方便以后日本在中国开展一系列活动"的政治目的,带着对中国人的鄙视,来到清国。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其帮助清政府编纂商法典的任务。以上因素就决定了志田钾太郎在晚清的商法改革中无法发挥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

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法制改革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要素驱动阶段和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和消费驱动的阶段转变，在这场变革中，法律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体制中还有一些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需要完善财税法。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依法行政，以形成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环境，促进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法制改革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世界各国经济,其不利影响仍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存续了近二十年,其间也发生了很多金融风波和震荡,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在此次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尽管我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对缓和,但是进行金融市场的法制改革要求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要建立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的制度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要在金融现代化的条件下,制定符合市场理念的现代金融法制体系。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立足中国现实,同时更要借鉴国外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其核心在于中国资本市场要符合市场经济的理念,要建立新型的市场创新体制,尤其是市场交易制度的改革创新。

法制改革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微观分析

在较短时期内影响法律改革社会绩效的关键性变量是政治权力。在当今民主时代,法制改革者与拥有政治权力者对法制改革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反映出了法制改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力与法制改革之间存在的上演"公地悲剧"的机会,使得法制改革成为必然而且必须进行的社会活动,拥有政治权力者与法制改革者通过博弈寻求双方稳定的有利于推进法制改革的均衡点,促使法制改革顺利进行并最终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