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英国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转变探究(1789—1815)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当时的英国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发展,更导致英国政治进入一段长时间的保守时期。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下,从1789年到1815年,英国报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两次转变,由开始的欢迎到后来的反对,再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转变。在两次态度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的风向标,更体现了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态度转变的过程。

美德与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德性政治

在18世纪法国,美德是人们用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美德与革命政治相结合,孕育出了大革命独特的德性政治。美德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它推动了大革命的诞生和新政治秩序的成型,激化了革命政治,乃至以一种美德共和国实践的形式,与恐怖相结合,激发且合理化了革命暴力。热月政变后,随着摆脱恐怖统治成为共识,美德脱离了作为人民品性的角色,重新回到了智性的范畴,大革命德性政治就此式微。可以说,一方面,德性政治清晰地展现出大革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完美呈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大革命德性政治的失败,也体现出美德理念本身的矛盾以及它与政治相融的困难。

现代国家的“雅努斯”:官僚制与民主制的共生和紧张--基于对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观察

官僚制与民主制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以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为观察窗口,可以发现:大革命之初,革命者试图借助一部成文宪法,依据权力划分和权利限制原则去控制官僚制。这一制度框架,伴随着无套裤汉运动的出现而被打破。凭借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的正当性,无套裤汉得以侵夺官僚制的权力。受此压力逐渐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吸纳了激进民主的力量和正当性,建立起专政统治的同时,也官僚化了。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共生而又紧张的关系,促使我们去反思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

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权转移

法国大革命时期,土地再分配问题是资产阶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为解决土地再分配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出售国有财产和分割公地。国有财产的出售使原属教会、贵族的部分土地被转让给资产阶级、农民等社会阶层。公地分割使一批乡村共同体将公有土地平均分给了共同体的成员。广大农民通过购买国有财产和分割公地获得一小块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大革命时期的地权转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强化了法国的小土地所有制,也推动了法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孚雷反对索布尔——试论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上的一段论争

自1965年起,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与以阿尔贝.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这场论争具有鲜明的法国特色:孚雷并不单单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观点,而是直击传统史学的史观和方法论,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解释方案;孚雷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为制度依托,抨击的是传统史学以巴黎一大为基地的制度性霸权;孚雷力图解构传统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质疑的是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这场论争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论是传统史学还是修正史学,均借此推陈出新,拓展了研究视野。

法国大革命:自然权利理论的实践与反思

自然权利理论是近代自然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人权观念的理论基础。作为自然权利理论实践的法国大革命,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权利瓦解旧制度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自然权利制度化的诸多问题。重新解读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然权利问题,不仅可以启发我们对自然权利理论实践的思考,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人权保障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法国“三级会议”与自由传统——兼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封建主义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三个疑问,即: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更重的其他国家?为什么法国处于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却发生革命?法国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托克维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过,法国历史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自由的基因、自由的传统、自由的精神,它已经融入了法兰西民族的血液之中,法国"三级会议"则是这一传统和精神的外化,这种自由传统和精神能够很好地解释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疑问。

论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的保守主义

本文引用国外新的文献资料，通过分析英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舆论宣传、组织特点以及英国政府的作用，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存在一种保守主义舆论氛围；并分析了其重要性。

法国大革命反思

本文对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作了反思，在三大问题上提出了看法：其一，在大革命史的分期问题上，提出了五阶段分期法；其二．在大革命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大革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它提出的建立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推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其三，大革命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和扩大化的恐怖统治两个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血的教训。

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2012年10月，因《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以下简称《终结》）而名扬国际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起源》）推出中文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其新书做宣传。尽管出版者和销售者用“巨著”这样的词来描绘该书，但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响。

强制委托代表制与独立自主代表制--试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代表制理念之争

在政治领域内,代表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近代代议制运行的枢纽。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作为两种重要的代表制,前者强调代表的言行须听从选民;后者强调代表的言行应自主决断,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充分展现,并一直纠结着法国革命人士,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难题。法国革命人士之间的代表制理念之争,不仅影响了《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文本的制定,而且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宪政制度的构建。

艺术的力量——探析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新古典主义艺术

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法国大革命前期蓬勃发展,在18、19世纪之交达到了鼎盛。新古典主义在大革命前期的发展是与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种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最为真切地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发展变化,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也是时代的弄潮儿。这一时期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创作体现出绘画艺术在时代中彰显的寓意和现实力量。

艺术家的良知与法国大革命——对《双城记》人道主义题旨的辨析

《双城记》用艺术的眼光和人道主义的尺度 ,审视、评价大革命的暴力 ,体现了小说家的良知。它不同于专家学者的历史把握 ,但意义不容低估。文章试图结合众多的评说 ,借助于现代思想的平台 。

国家政治竞争与法国大革命——兼论《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经由《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有力地揭示出了法国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内在原因,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局限,他却未能深入涉及大革命得以产生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这一外在向度原因。中国与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关联或瓜葛在于近现代中国革命是现代世界革命浪潮中法国大革命的一道"余波",如果没有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西方国家现代社会革命所促成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格局,近现代中国的现代社会革命便极可能会无由产生。现代中国于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格局中所拥有之有利处境的长远趋势表明,近现代中国革命业已完成了其应有使命,现代中国再度发生现代社会革命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这一外在向度原因业已丧失,甚或该外在向度原因对现代中国业已变得不再重要,现代中国因而不可能再出现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或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现代社会革命。

法国大革命缘何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1789年7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既没有大幅提升农业商品生产力的必要性,又没有能保障该变革进行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没有成功进行该变革所必需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正是这些因素,使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在处理国内土地问题时没有复制英国圈地运动模式,而是让众多小农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以致法国资本主义农业在长时期内主要沿着富农经济道路发展。这无疑是符合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李宏图１７８９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革命摧毁着旧的封建王朝国家，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的恐慌，他们联合一致向法国进攻，妄图镇压革命，重新恢复旧的封建王朝。在这场民族危机之中，法兰西民族以英勇的革命精神，...

法国大革命与费希特政治哲学的嬗变

费希特一生都在与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后果打交道,终生都在坚持大革命的理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理性王国。法国大革命高涨时期的费希特,以思想的自由、先验自我的理性原则为大革命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法国督政府时期的费希特,以法权理论为共和制的合法性作论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最彻底地体现了大革命的民主原则。拿破仑对外侵略时期的费希特,为理性国家作论证,主张自由的定在与国家中的自由观念。

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在反对法国革命的过程中，伯克对卢梭的人格和政治哲学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的思想冲突根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命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特别是源自根本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从而导改革命和保守政治思想的歧异。卢梭崇尚自然状态，批判文明社会，否定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根据其社会契约论作出了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在法国革命中引发了严重后果。伯克以维护英国光荣革命传统为使命，坚持有机的社会历史现，强调社会演进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主张一种权力平衡的社会政治秩序，防止权力滥用。伯克和卢梭的思想冲突反映出深广的思想和时代内涵。他们对民主这类重大政治问题的阐发和批评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