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契合法律职业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

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但实践中却产生了脱节,引发了诸多矛盾,原因主要在于法学教育理念落后、法学教育模式单一、法学教育体系不科学。为了平衡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应致力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推进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改革,促进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养成,以加强二者衔接。

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探析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主体,在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未能输出社会所需法治人才,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低迷,人才供需脱节的矛盾长期存在。近年来,法学教育从注重办学规模转为提升办学质量,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成为共识,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专业在内涵式发展中要避免同质化,根据高校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找准定位,突出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方向,并通过改革实践课程,建设知行合一的教师队伍,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新文科建设中数字法学教育的争议与消解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的发展,给高等教育的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新文科建设的诞生与之关系密切,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法学教育备受关注。新文科建设对数字法学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数字法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和挑战。数字教育技术的不完善、学生个性化发展难度高、数字法学教育成本高、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等都亟待解决。但数字法学教育转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可逆转。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法学教育平台的构建,来化解数字法学教育中的难题,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史料钩沉

新疆的高等法学教育始自1924年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6年至1947年基本是停滞的状态。1948年,《新疆日报》刊载《监察使署建议新疆学院设法政学系》的消息,《东南日报》转载《新疆日报》《新疆学院下学期将增设法政系,本年度不在外省招收新生》的消息。以上述报刊史料切入展开分析,文章指出1948年是新疆高等法学教育百年历程中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方面,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在长达十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其艰难曲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剖面,1948年的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反映了近代化转型下监察权对司法、教育的影响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特色。

功能主义观照下的法学教育变革:以行政法课程为例

功能主义源自社会学,但其重视整体等特征对法学教育具有强烈的启发价值。在行政法的课程教学中,功能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具体实践上,行政法的课程教学应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方面作出因应。教师对行政法问题的讲授需具有更为综合的知识结构、更为开放的视角、更为实用的态度。

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初探

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是该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的法律专业人才,为该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本文从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的历史发展、法学教育体系、法学专业的开设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其法学教育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形成有价值的镜鉴,促进我国与土库曼斯坦开展卓有成效的法学教育合作。

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论的三重逻辑反思

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要求,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正在紧张酝酿中,改什么与怎么改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法学界在改革的主要问题上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观点。本文再度深入反思上述观点,追问其逻辑证立问题。通过三重逻辑反思,认为法学教育中的理论性并未被充分挖掘和讲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正常现象,理论与实践是一种“貌离神合”的关系;法学教育中理论联系实践与理论联系实际是不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难度要远小于理论联系实践,应鼓励教师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对脱节论的三重逻辑反思,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在法学教育中既不能偏废,也不能过度强调,只有真正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才是未来法学教育综合改革的可靠出发点与方向。

新文科背景下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三个维度

培育时代新人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法治中国建设,关键靠人。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不仅是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坚守法律职业道德、笃定法治信仰。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关键环节,法治信仰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不变”与“变”

随着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未来法律职业将进入人机协作的新模式,这对目前法学教育带来了冲击。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不变”与“变”:一方面,从“不变”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仍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从“变”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法学教育必须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增加人工智能技能教学内容比重,重视方法论的培养,注重基本人文价值观的塑造,重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法学教育数字化发展需求与路径

新文科建设对法学教育发展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从技术应用向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的转变,将重塑“教”与“学”之间“双向成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在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面全面升级。培养方案的调整优化体现在课程设置、专业课与课程群建设等多个层面。法学教育的数字化实现离不开学习环境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建设、课程数字资源、在线课程平台、智慧教学空间、智慧教学工具和虚拟仿真实验等。面向新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关键是要衔接好线上线下教学环节、增加线上教学的有效度以及重构交互体验最大化的线下教学。教学评价的数字化将极大助益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

20世纪高等法学教育的西南经验

法学教育对法学学科发展与国家法治建设的作用不言自明。中国传统法律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法制内容及特点紧密相连,由于法学发展模式的不同,近代以前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独立法律职业,也缺乏相应的培养法律职业人员的正规机制。①近代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始于鸦片战争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带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从此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调解社会的有效手段,法律被视为自救图强的首要途径,近代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由此逐步形成。

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法学教育的体系完善和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法学学科体系优化以及涉外工作能力提升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和积极实践。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不断强化法学研究的主体性意识,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法学教育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以优化学科体系为抓手促进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形成多层次贯通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不断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目标和方法

数字时代就是指当下数字技术弥漫社会与法律的时代。它并没有取代“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任务或课题,需要我们继续解决。数字时代法学教育有六个观念方面的基本目标。第一,包括四层含义的人文性:以人为目的;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公民教育;帮助学生获得人生的意义;对法律、法学与文明、文化关系的恰当认识。第二,包括三方面内容的批判性:多向度、反事实、复杂性。第三,包括四层含义的责任心: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能够回应社会关切;对法治的责任;对“房间里的大象”具有敏感性。第四,以自由的心灵为条件的创造性。第五,不受数量化和分隔性思维束缚的数字意识。第六,健全的法律思维。同时,数字时代法学教育有三个维度的更为具体的作业目标及结构化的能力目标。我们需要从法学院作业和教师个人教研两个方面实现前述目标。法学院教学方式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转变,并办好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教师个人一方面要坚守良知与增强专业素养;另一方面要遵循教学规范、提高教研技艺,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数字法学教育的范式转型、规范构建与技术路径

数字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面对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法学教育也迎来了理论知识重组、教学方式更新、培养模式更迭等全新挑战。世异时移,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难以匹配数字社会对法治人才培养的要求,数字法学面向的革新已为大势所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法学教育正处于范式转型与规范构建的重要阶段,亟须推进有关数字法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对数字法学教育进行价值重塑、体系重建与内容重构,明确数字法学教育发展的技术路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数字化实践,为数字法学教育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数智人才的培养增添新动能。

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回应与变革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面临深刻变革,传统法学的知识谱系与课程体系在数字社会中需要不断更新,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与人才目标需求错位等种种挑战也使得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变革成为必然。事实上,对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进行转型升级不仅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强力驱动,也是加强数字社会治理,推进数字法治、建设新文科、新法学的现实需求。因此,这就要求从法学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使得法学教育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

法学教育中法治文化的培育之路

法治文化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意,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德育内容,贯彻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思想。通过法学教育路径解决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发掘和创新中华法系的制度性资源,利用多种平台和手段提升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助力法治文化的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新文科背景下茶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路径探析

新文科背景下,面向未来技术和法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需求,高等法学教育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变革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加强卓越法律人才培育,是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根本要义,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当务之急。时代在变革,但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变,本文以新文科建设为时代背景,分析了将茶文化元素融入法学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索将茶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新时代法学教育铸魂育人的历史使命,彰显中华茶文化的时代价值。

解构与重构:数字社会的法学回应与法学教育转型

数字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历了一系列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强势兴起,零工经济带来了工作形式的深刻变革,数字化生存赋予了生活方式新的涵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理应关照数字社会的诉求,建构数字法学理论体系,完善数字社会治理路径,并通过转变法学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为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智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