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的法定形式

形式自由是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然而出于保存证据、促使当事人慎重考虑等因素,法律仍需对于某些形式的合同作法定形式的要求。问题是,对于不具法定形式要求的合同,应如何加以处理,我国现行立法存有缺陷,未能明确判定不具形式要求究竟会导致合同不成立还是仅仅影响合同的效力。另外,如果影响合同效力的话,应如何区分不同的效果?本文在比较法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法定形式的宗旨及类型,并着重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不具法定形式要求的合同的三种后果,即:无效、经补正而有效及有效但内容依法律的规定而作调整。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论证据法定形式的功能——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47条证据法定形式

证据法定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证据种类,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按照一定标准区分的表现证据内容的各种形式。它是证据内容的法定载体,是各种证据规则的规制对象,同时,它既是证据查证属实的工具,又是审查核实证据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草案的制作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证据法定形式的功能,导致草案第47条关于证据法定形式的规定,不仅没有解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法定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且使本已杂乱的种类列举更加无序。正确把握不同证据法定形式的区分依据,合理列举证据法定形式,对于完善我国证据立法,促进诉讼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司并购的法定形式

本文以兼并方与被兼并方及其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依据 ,将公司并购分为四种形式 ,即资产 (股份 )购买式、委托管理式、股份收购式和委托书征求式。并详细分析了各种形式的内涵、特点及操作方法与程序 ,对相关或相似概念作了比较 ,最后还对各种形式的选择适用作了概括论述。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合同法定形式效力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做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规定 ,但由于对法定形式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缺乏明确规定 ,引起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上的诸多不同理解和做法。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 ,补充规定“缺少法定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 ,修改第三十六条的“合同成立”为“合同有效” ,删除第四十四条关于批准、登记生效的规定 ,使我国合同形式的法律趋于完善成为必要。

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的三个疑问——我国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因应之道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本文将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疑问,从三个疑问入手来分析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缺陷,总结出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进行重新审视,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论装备采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法律效果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的规定,装备采购合同的法定形式是书面形式,但不能绝对排除违反法定形式订立装备采购合同的情形.装备采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法律效果是问题争论的焦点;分析了装备采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法律效果的3种情况;认为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直接法律效果就是合同无效,附带法律效果包括无效合同的损害赔偿、违反诚信原则对合同无效的排除及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违反法定形式的装备采购合同不能因履行而有效.

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的检讨和完善

以内容为视角,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呈现出以下特征:在适用范围上,覆盖面过广,变相形式强制现象严重;在法定形式种类上,书面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在履行治愈规则上,采用一般治愈模式;在后果排除规则上,鲜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与此相对应,应采取三项完善措施:一是缩小要式合同之范围;二是扩大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三是提高适格履行治愈行为的标准。我国法定形式规则的完善应当在形式自由和实质正义间寻找平衡。

论合同法定形式规则的历史流变

在罗马法早期,合同的效力来源于特定的仪式。在合意作为合同本质被发现后,合同法经历了祛魅的过程,合同形式不再作为合同效力的来源。此后,合同形式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作为维护实质正义的工具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勃兴。

论不合于法定形式合同的效力

合同形式作为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合同的成立、生效至关重要。尽管法定形式具有其特定价值,但严格的形式主义规则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发展。从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综合考虑,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确立起以“证据主义”为主,以“要件主义”为辅的合同形式规则。

合同法定形式效力的比较法分析

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合同法定形式的效力规定有两大模式:实体法意义的模式与程序法意义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差异源于:经济环境的制约、约因制度的影响以及对实体与程序关系的理解不同。从我国的现状分析,不应采用证据要件说,更应借鉴效力要件说。

论不合于法定形式的合同效力

论不合于法定形式的合同效力杨珺合同的形式是指当事人之间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达方式，也是双方当事人对达成协议的表现方法。在我国，合同主要有口头、书面、默认和推定四种形式。前两种可以看作是明示的、事前的形式；后两种是默示的、后续的形式，且只能作为正式...

论合同法定形式的效力

合同形式即合同意思表示的载体,合同法适应市场经济便捷和安全的需要,在合同形式方面做出了许多新规定,但由于对法定形式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引起民法理论界诸多不同理解,如有效要件说,执行证据说,成立要件说等等。本文从对两大法系合同法定形式的效力的对比分析中,说明我国立法的缺陷,并提出相应完善的建议。

论不合法定形式合同的效力

论不合法定形式合同的效力刘培峰，任玉任何合同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体现。我国法律对合同的形式极为重视．《民法通则》第５６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这给当事人订立合同提供了一个...

关于刑事证据的法定形式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明文列举证据的法定形式,然而,刑事诉讼法就证据法定种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几乎处于被搁置的状的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充实法律条文,增加证据法定形式的种类范畴,同时将抽象的证据形式范畴进行明确和具体化的司法解释,使其不断完善和适应法治需要。

浅析任职和免职的十五种法定形式

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人事任免,经常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如把罢免和免职混为一谈,把任命和决定任命看成一回事,这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据笔者统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人事任免共有十五种法定形式。其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十三种法定形式,也即:选举、补选、决定代理、决定任免、任免、推选代理、通过人选、批准任命、罢免、接受辞职、决定撤销、相应撤销、相应终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独有决定人选、补充任命两种法定形式。

苏联高等学校教师培养的法定形式

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培养,并以法定形式加以保证,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师资培养体系。目前,在苏联这种法定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的培养苏联培养教师的第一阶段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在学习阶段显示出创造才能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分配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高等学校每年有百分之二十的毕业生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从事教育工作。

合同法定形式的立法借鉴与思考

合同的法定形式要求对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的救济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而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法定形式的规定还过于原则 ,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对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 ,最后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