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大体经历了从“律令体系”转化为“典例体系”的四个发展阶段。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律为“常经”、令为“损益”的律令法律体系;魏晋至宋,演进为以律典、令典为纲的律令法律体系;元代弃律、令,典例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典例法律体系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古代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对法律体系内涵理解错位,忽视“覆盖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是构成“法律体系”的必备要素,忽视“律”的内容、功能及法律地位的变迁,忽视法律体系的定名原则,是造成对古代法律体系界定发生偏差的基本原因。

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自1945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建构逐步展开,经历了探索、独立与成熟三个时期,并呈现以下特征:纵向法律体系层次分明,上下有机衔接;横向法律覆盖领域广,配套相互补充;立法更新与时俱进;具备职责明确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保教并重,推进一体化发展;专门经费立法,规范费用收支。鉴于以上经验,我国应加快立法步伐,尽早确立以《学前教育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正确运用政策与法律的互补谐变,完善法律横向配套衔接;健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尤其应重视完善国家学前财政保障机制;注重保教一体化,关注托育服务立法。

部门宪法学视域下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与完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多重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引发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观下的国家安全法治需求紧迫,国家安全立法保障已成为研究热点。可从部门宪法学视域构筑国家安全宪法入手,构建由国家安全宪法统领的多元立体复合型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框架,侧重从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立法、特殊地区立法及支架性配套性位阶立法等三个维度架构该体系,并以明确宪法定位、重塑构建理念、明晰核心主体、实现党内外法规协调衔接、坚持“母法”主导为基本进路,从而实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发展进程中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宪法重构与完善。

民用航空法定义及其法律体系再审视

将民用航空法定义为调整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定义应包含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民用航空法仅指以民用航空法或以相关航空专业命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广义而言,是指调整因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狭义的航空法定义以及航空活动所涉及的其他法律规范中调整民航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规范的集合)。与之相对应的民用航空法律体系也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区别。广义民航法律体系,既包括传统的航空法律体系,也包括调整民航活动的其他主要法律规范。

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之检视

我国业已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基本法《国家安全法》为核心统领、以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的专门立法为骨干支撑、以国家安全相关地方性立法为补充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对现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溯源性审视,可发现关涉国家安全的宪法依据尚存补充空间、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不足、非传统安全领域立法仍存在空白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应坚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的传承规律,坚持问题导向的忧患意识,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坚持关键优先的效率原则,坚持“内方外圆”的立法形态,从而不断健全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第三方物流法律体系构建刍议

本文从第三方物流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入手,探讨了第三方物流法律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分析了其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第三方物流法律体系的必要性。文章结合实际案例,就整合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有关法规,提出了有关我国第三方物流体系法律框架的完善建议。

基于法律体系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构建

科学构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是解决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的有效手段。文章在客观论述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效力位阶、单位分布、内容分布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了中国实验室安全法律现状,进而提出了借鉴现有法律构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的建议。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本质

新《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包含外在表征与内在本质两个纬度。从外在表征来看,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统领、以教育法等为主干、以职业教育专门法为核心、以职业教育法规等为辅助、以国际条约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从内在本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体现了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指导、以人的权利保障为内涵、以科学立法为指针、以民主立法为抓手。

法律体系视角下清代藩部治理结构新论

法律体系是在特定时空下不同领域中有效的各种类型的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动态的法治体系、与时俱进的制度和卓有成效的法律实践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逻辑严密、结构完整、实效性、历时性等特征,既可横向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和领域法,也可纵向分为中央法与地方法。清代藩部治理体系包括法源体系、行政和司法治理体系,是当时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结构呈现出一体二级多元化特征,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中央法与地方法、驻扎大臣与地方官员、地方司法与中央司法、自治与共治等多个单元。这种复合型的结构维系着藩部地方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认同。

我国企业数据合规的“三维”法律体系构建

企业数据合规是激发企业“自律机制”的重要前提,建立数据合规体系对提升法治规范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我国企业数据合规权利边界不明确、覆盖范围不全面、监管方式不清晰的现状,应当借鉴德国合规原则明确、合规范围广泛、合规程序规范的立法特点。从主体、对象和程序出发,通过建立数据合规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数据合规的风险等级分类、厘清数据合规的多级监管程序,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数据合规“三维”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阶层构造论为什么难以成立?——兼及宪法的“法律辨识”功能

阶层构造论认为,法律体系中的规范以阶层的方式组成体系,某个法律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法律体系而能够被独立识别出来,且其组成成员能够被认为归属于该体系而具有效力,是因为通过效力链条的递归,该体系中的所有规范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同一个规范建立条件关系。阶层构造论将条件关系分成效力链条上的授权关系与内容上的废止关系,但废止关系和授权关系有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并且阶层构造论无法在同一个解释框架内同时安置授权关系和废止关系。对此的出路是放弃阶层构造论,承认法律规范的身份取决于辨识上的同源性,而非授权上的同源性,并且承认在辨识关系中,宪法扮演着总体性法律辨识规则的角色。

调解法律体系及其若干问题研究

通过总体研究调解的相关法律并具体研究其明确规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调解的情形及指定主体,把握总的调解与各类调解之间内在联系的逻辑规律,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调解的性质、分类、效力、作用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论如何建立调解法律体系。

基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设区的市立法情况探研

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立法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访谈与比较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研究显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立法存在为立法而立法、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衔接不畅、立法宣传工作与征求意见不充分以及立法人才队伍不够强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地方立法的工作格局体系、发挥地方政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和突出设区的市立法的地方特色等建议。

我国兴奋剂违规法律体系之构建

兴奋剂违规行为已成为体育界的一个严重问题,使用兴奋剂有悖体育竞赛的公平原则。立法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让兴奋剂违规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已是国际社会之共识,中国对反兴奋剂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兴奋剂立法不断完善,兴奋剂违规法律体系不断发展。这一体系包括《体育法》《刑法》《反兴奋剂条例》以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也涵盖了制度性的文件与行业规则,共同组成了有效的兴奋剂违规法律体系,全方位多角度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为我国反兴奋剂斗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法制保障,对推动我国兴奋剂治理工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浅谈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

教育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同国家坎坷的发展历程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曲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逐渐建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高等教育法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形成了有法可依、依法执教的良好局面。当前高等教育法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律条文修订迟滞、法律执行不够严格、高等教育法律监督十分薄弱等诸多问题。本文从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3个方面浅谈对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认识。

日本《海洋基本法》对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的颁布实施为日本落实“海洋立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对上述日本海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简要梳理,结合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现状,对我国出台海洋基本法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分析,呼吁我国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实际的《海洋基本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法律体系:任务、现状和路径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法律体系,必须服务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并为实现海洋强国各项具体任务提供坚实法律保障。围绕推进海洋各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岛礁领土主权和区域性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这三个海洋强国目标,我国已在海洋领域部门法制定上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也面临缺乏海洋领域立法顶层设计,对外国和国际海洋立法最新趋势缺少回应等问题。当前,应当以推进“海洋基本法”为契机,实现海洋领域顶层设计的法律化。同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继续完善部门法单行法立法修法任务,特别是加强海洋新部门立法的研究工作。

环境法律体系化视角下的气候法治进路

气候法治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环境法律体系化最高形态的环境法典应对其作出专门回应。在环境法律体系化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探索,为健全气候法治创造了内生动力。为实现环境法律体系化与气候法治的协同联动,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石,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引,以适度法典化模式为基础。环境法典应基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回应“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既应注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融贯两个层面促进气候法制的体系整合,又应通过多元治理工具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协同治理,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气候诉讼的司法保障作用。

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的法律体系融贯

融贯是法律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实践中的命题体系既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大的高度融贯状态存在,也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小的低度融贯状态存在。对融贯的不断追求,是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方式。《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后,地方立法权扩容,地方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地方立法权扩大有助于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也会导致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法律规范抵触,产生立法割据、立法碎片化的风险,削弱法律体系的整体融贯程度。法律体系的融贯,既有赖于科学的立法活动,也有赖于高质量的司法裁判活动。在立法层面构建融贯的法律体系,应在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的基础上重视备案审查工作,建设良好的地方立法质量提升机制。单纯依赖立法者并不足以完成法律体系融贯重构的重任,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还依赖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理性裁判。法官积极援引并建构性地解释地方法律规范,有助于法律体系融贯程度的提高。

新时代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统筹协调与集成创新的进展和建议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生态环保法律体系通过内外协调,进入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全面升级时期。绿色、循环、低碳要求的统筹协调和集成创新不断加强,明确了一些流域或区域的综合保护立法。对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制建设不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法制建设不足,一些改革措施并未写入法律法规,一些概念和部门的职责并不清晰,一些特殊区域和流域缺乏综合性保护专门立法,影响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综合绩效。建议全面开展法制梳理,提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类法律法规的衔接性和互助性,促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法律法规的兼容性和协同性,针对特定流域和区域的保护、重点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专门立法;界定有争议的概念,区分相关监管和监测职责;加强一般立法与流域、区域保护立法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