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基层人民法院职能定位和履行的地方性问题——以法律地理学为视阈

随着2021年启动的“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停止,现行各级法院职能定位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问题、无需改变的存在。但实践中,四级法院在审判职能和其他职能定位和履行两个方面,仍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优化权力配置、凸显正当程序价值的现实需要。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基层审判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纠纷解决和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差异极大,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在案件构成、法官办案能力以及办案人员配置等方面往往存在明显差异。运用法律地理学侧重于人、地、法之间的影响与关系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地区基层人民法院职能的地方性差异、特点和优化路径,能够为完善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法律地理学:渊源、现状与展望

法律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获得广泛认同,其旨在研究人、空间、法律之间存在的相互建构关系。法律地理学采用地理学中空间分异、空间结构、地理制图等方法研究法律现象,但目前该学科对"空间"这一范畴仍缺乏统一的认识。空间包括场所空间和领域空间,法律地理学的建构可以基于具象和抽象两类空间展开,法律地理学在具象和抽象层面对法律与空间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有助于获得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路径。

法律地理学与中国犯罪行为研究

本文介绍了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日趋活跃的新学科分支──法律地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以法律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犯罪行为为例，研究了中国不同典型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犯罪行为的区域差异特征，尝试探讨中国法律地理学建设和发展的现实可行性，以图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导论

"地方立法"这个词组包含两个单词,一是"立法",二是"地方"。关于"立法"的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关于"地方"的理论尚待培育。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法的地理属性、地方属性,旨在从根本上解释地方性的法。在学术思想史上,法律地理学已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见之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法律都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分野。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

法律地理学及其空间想象

法律与空间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的产物,作为其研究范式的法律地理学包含“空间中的法律”(空间对法)、“法律下的空间”(法对空间)、“法律与空间”与“第三域”等研究领域,由此衍生出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第三域”等命题。法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有待达成共识,其研究过程中的“去空间化”倾向值得关注。国内法律地理学发展前景期待明朗。

理解法律地理学——关于法律的一种空间思考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自加、英、美、澳等国渐次兴起了所谓法律地理学(空间-法律)研究。尽管到目前为止,该研究尚未形成很清晰的理论图式;但透过其新颖的方法还是可以看出它开阔的理论视野及宏大的理论抱负。对我们而言,不只是要去理解这一研究动向在其学术谱系下的基本理路;还要结合我国的社会背景,辨识其中可能的问题域,进而透过对社会现象的阐释以反思我们关于法律的一些思考方式。在更远的未来,则是于跨学科、交叉学科、后学科领域贡献来自我国经验的法律地理学研究。

法律地理学论纲

法律地理学不是“陡然出世”的研究领域。其沿着关联性脉络与辩证性脉络发展,核心是研究“人—法律—地”的学问。法律地理学有着反思空间排斥现象的制度原因、阐释“城市与乡村”“省域与市域、县域”等具体空间的规范性意涵、深化地方法治建设等功能。法律地理学的关键范畴是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尺度、身份和边界,研究方法主要是“行为—结构”分析与“双重想象”。

法律地理学的启蒙: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编

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地理-法律关系的论述尽管与今天的空间-法律研究有一定差异——孟氏关心"法的精神"、今人关切"空间的正义",但在某种意义上其无意间构成了对地理地思考法律的启蒙。在今天,接续孟氏的研究传统、挖掘其中的思想资源,这至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亦或能为法律地理学构筑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地理空间不只是法律作用的对象,还是其环境与条件的限制。

国外法律地理学视角下的政治生态学研究进展

法律地理学是针对法律和地理学交叉点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西方学者在法律地理学视角下对人文地理诸多传统研究领域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从而将空间与地方问题置于人-地-法的全新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政治生态学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基于法律地理学的视角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丰富了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本文在介绍了法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研究概况后,重点对国外运用法律地理学视角开展的政治生态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法律对自然景观的塑造、自然资源的复杂性及其法律响应、环境管制中的法律多元性及其矛盾三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法律作为调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有效手段,对法律、人类与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引入法律地理学这一视角,为今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浅论法律地理学研究——我国不同地理环境的法律治理

在过去的法律研究中,法律学者多是研究人与法律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涉及范围的不断扩展,地理与法律的关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法律地理学视野下的明代“口外为民”

明朝在长城要塞设置关隘,以阻隔蒙元残余势力南下。永乐迁都北京后,居庸关因邻近京师,其关外稳定直接关系朝廷安危。永乐时,将《大明律》中笼统的“民发别郡为民”改为发北京及“口外为民”,以充实口外力量。随着明朝和蒙元在“口外”实力此消彼长,“口外”地理范围逐渐萎缩,宣德以后基本确立在内外长城之间。为了确保“口外”社会稳定,正统年间在施行“口外充军”的同时,还将“口外为民”正式列入刑名。之后“口外为民”与充军一直持续并存,动态地展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

法律地理学的经验研究何以可能

当前国内的法律地理学研究有三种类型:"空间转向"潮流下的"空间—法律"研究、围绕"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区域(地域)法律(司法)的研究、施密特"全球规治"与"大国法治"等意义下的法律地理学研究。这些研究所面临的困境除了法律地理学中的"空间"应当为何存在争议外,还包括新的理论增长较为乏力。作为偏重于学科整合、寻求关联的研究进路,个案的经验研究有可能是一种达致法律地理学核心理论的选择,即在对个案的具体研究中,通过对空间—法律关联的不断解释,进而推动法律地理学研究新的发展。

从河西走廊看大国司法的难题——一种法律地理学的视角

大国司法在我国是一个现实问题,法律地理学开阔的视野提供了一个省思视角。大国司法的未来,不只在于借鉴,还在于对自身地理尺度的把握。由甘肃河西走廊的法院司法这一个案切入,一方面可以对在地的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感知与理解;另一方面能根据“河西—甘肃—西北—中国”这一从局部到整体的思路对大国司法的内涵有直接的体认与把握。尽管在当下,河西走廊的法院司法并没有直接体现其历史地理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在地社会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区位特点,无不体现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此即“司法的西北问题”与“西北的司法问题”。对此,还是要回到大国司法的语境下寻求回应的方法。

理解法律地理学

法律地理学/法律与空间研究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但其所揭示的核心问题在今天已变得愈来愈重要,相信在不断的理论研究推进中,法律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将得以逐步体现。初识法律地理学法律地理学的兴起,生发于以下背景:从法学者的角度,在于各种自法律外部研究法律方法的不断勃兴所带来的关于法律固有观念的松动。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法律理论中的空间转向

本文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理论中发生的空间转向。我们认为,虽然"空间"在法律分析中的出现先于此"空间转向",但各类不同研究的汇集——作为法律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产生了三方面重要影响。首先,空间分析为深入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其次,法律地理学研究将似乎不相关的和独特的法律领域,及其所体现的潜在的逻辑、目的和价值予以整合;最后,作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空间转向的一部分,法律地理学填补了未将法律纳入其视野,或者对法律之认知较为粗浅的众多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批判法律地理学家已表明,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推行其空间政策的被动媒介,它还是一种拥有其自身生命的生产力,可以说,法律塑造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主观空间。

编者按

【编者按】:2015年前后,在於兴中教授的引介下,国内开始有了一定的关于法律地理学(法律与空间)的研究。《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2018年底组织的"法律与法学中的‘时间’与‘空间’"小型学术研讨会大概是近40年来国内第一次有针对性地讨论这一议题;而主题为"法律、城市与地理"的法律和社会科学2019年会及第七届青年比较法论坛(2019)上的"法律与空间"圆桌讨论则是对此的进一步研讨。在著作方面,国内学者朱垭梁的《法律的空间意象性》(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喻中的《法律地理学》(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这两本最为系统。而由国内法学期刊以专题形式刊发这一主题的文章,《西部法学评论》大概是第一次。

迈向何种法律空间?--法律与空间研究的四种路径与反思

在法律与空间的研究中,如何突破二者的理论边界,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是当前学界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梳理既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四种不同的进路。其中,布隆里等人采批判主义的路径,从空间视角批判法律的普遍性和中立性,同时揭示隐藏在法律背后的权力因素。瑞卡从符号学的视角,利用法律语言、符号与空间的关联,研究了不同法律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的可能性。安德烈亚斯则是以系统论的视角,从法律和空间的套套逻辑出发探索法律的物质性。穆勒·摩尔则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从拓扑学的视角分析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不同的研究进路在探寻法律与空间的关联的过程中,揭示了法律空间维度的两个面向,即法律规范空间与法律事实空间。总体而言,既有的研究为我国法律与空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法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法律的空间发现或许是自法律的语言学转向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既有的理论比较强调法律的时间性,却没有认真对待其空间性。法律与空间关系的研究起源于物理空间与法律关系的讨论,后来发展到抽象的社会空间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不过,既有看似如火如荼的法律与空间的研究将空间视为狭义的管辖范围、动态过程或者法律运行的背景,呈现出"去空间化"的趋势,使得法律中的"空间"日趋边缘化。其原因在于,尽管在法律与空间的研究中引入了丰富的地理学词汇与语境,但是并没有本体性意义上的"空间"转向。只有将空间的本体性特征与法律的动态网络结构相结合,才能使法律的"空间"研究回归正途。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世界秩序的形成——近代国际法的思想基础

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托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划定标志着两大帝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肇始。作为"规治大地的法",该条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全球土地进行整体划界和安排的尝试。作为"规治大海的法",其为海洋法及海洋秩序的构建,特别是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权"等国际法规则的确立提供了先例与思想基础。被殖民国家工具化的"文明论""半球"和"界线"等统辖人心的意识形态及帝国话语实践,为西葡两大海权帝国的崛起铺就了道路。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地球规治、海洋规治、文明论等关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确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进行再审视,有助于厘清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与动因,探寻当今国际法的思想渊源与早期实践,揭示殖民帝国的话语政治及其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