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在现代的存留及限度

传统与现代是中国法律形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本文侧重探讨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在现代存留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分析这种存留的时代限度 ,揭示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向现代法律形式转型的契机与动力 。

法官裁判思维中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两种裁判思维模式的纠结甚至相互冲突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法律形式主义裁判思维要求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和司法三段论推理;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则考量法律规则外因素和经验性裁判。通过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和剖析,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论证裁判思维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当路径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并展望了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新智识在未来将更多地融入法官裁判思维的过程。

组织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基于全球28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已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变量,并假设社会企业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两者的选择与组合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政策环境的影响。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8个制定社会企业政策的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有利的内部政策环境是促进该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社会企业法律形式和政策工具之间则存在多种匹配关系。进一步地,对不同国家政策实践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展示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不同政策路径。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公共政策视角,还从实践角度为我国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

对立法问题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不仅是对目前学术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法学方法论的前提性问题。以政治意志形式出现的价值预设如何向法律形式转化,是立法方法论中的基础问题,因而也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创制的方法,其中包含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在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前提下,运用商谈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将价值整合为共识进而作为立法的价值预设;将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统一到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之下,这既是对价值共识进行实践设计,同时也为立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统一于通过主体间对话而达成共识的商谈理论之中,并通过立法民主程序得以体现。

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企业法律形式选择

以大学生自主创业中团队创业与个人创业为主线,具体分析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四类可供大学生创业选择的企业法律形式在实际创业过程中的利弊,以期有志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行之有效的企业法律形式并获得成功。

对青海省组建风险投资机构法律形式的思考

文章首先对比了投资基金制、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三种风险投资机构组建的主要法律形式,探讨了青海省组建风险投资机构的基金制方案和公司制方案,认为现阶段实行公司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并从公司设立的目的、经营宗旨、组建方式和公司职责方面提出了具体构想。

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

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我国学者一般将之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这种观点导致了某些学术上的混乱,也导致法律形式和法律渊源各自的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正确界定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是实现二者区分的逻辑起点。法律形式是法律文本的表现方式;法律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由此可以得出二者之区分:从实践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指司法之法,法律形式之法是指立法之法;从内容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形式则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规则体系;从路径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在司法适用过程发现和寻找的,法律形式之法是立法中形成的。司法适用之法完全局限于制定法之时,二者会出现种属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依然有着重大区别。

法律形式与传统思想——以普通法为例的研究

法律有不同的规则表现形式，最突出的是普通法与成文法二种形式。法律所采取的形式往往有相应的思想背景，与特定的传统思想相联系。正是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作为行动规则的法律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如古罗马法的发展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罗马法学家很少有不是斯多葛主义...

我国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及其认定标准和路径

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认定在立法上有法人注册制和资格认证制两种方式,社会企业作为奉行义利并举的组织集群,难以纳入《民法典》功能主义分类视角下之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的类型框架之中,对其法律形式的认定应采取资格认证制。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认证有市场主导型与政府驱动型两种路径,综合考虑我国大量社会企业亟待获得合法身份的现实,以及保持立法状况相对稳定与顺应商事制度改革方向的需要,我国宜采取混合型认证制。具体措施包括在明确社会企业认证标准的基础上,对社会企业进行分类认证,普通公益性社会企业可授权市场第三方机构认证,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社会企业认证可考虑保留由官方机构进行认证。

我国个人创立新企业主要法律形式的比较与选择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个人创立新企业的法律形式主要有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本文主要对个人创立新企业法律形式进行比较及如何选择合适的企业法律形式。

法理学中的法律形式主义

在法理学中,法律形式主义一直是人们批判的对象。本文认为,这主要是人们误解所致,人们主要是通过其对手的评论来了解法律形式主义的。为了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法律形式主义,本文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概念、历史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最后,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正确评价法律形式主义。

美国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设立与启示

社会企业是同时兼顾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的一种组织类型,美国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在向社会企业进行转变。在美国各州原有的公司法律框架中,公司董事必须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能以社会使命为首要目标;在非营利法律框架下,机构不能分配利润和进行过多的商业活动;调整公司法律框架和承认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成为美国各州立法或法律修订的一个重要趋势。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社会目的公司等四种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设立,解决了限制社会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完善了原有的公司法律框架。

融券交易所得有效课税模式的构建——兼论课税的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之争

融券交易是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创新金融业务之一,随之也引发了相关收益的课税问题。从欧洲和美国当前对融券交易的课税制度来看,存在对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课税的分歧。就促进以契约形式进行的金融创新而言,应有必要尊重真实目的的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从而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融券交易所得的有效课税模式。

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超越法律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容易导致孤立、机械地理解法律,漠视条文背后的规范价值与意义。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进路就是要在司法实践中能动地理解法律。司法能动主义更贴近正义,不拘泥于条文和立法意图,更少强调先例,更具司法独立精神。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扩张主义,在司法判断中突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重刑主义,“能动”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而是要求在该原则的基础上能动地理解构成要件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并根据规范目的与事物本质,对法律条文做出实质性而非形式性解释适用。

论行政行为生效的法律形式

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状态,既关系到行政职权的实现,又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行政行为理论乃至于行政法治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实践界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本文从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疏漏、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意义、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内容构造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生效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政行为、是已经批准或者备案的行政行为、是已经送达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受领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完成了救济程序的行政行为。

姓名权商业利用:权利主体、利用对象及法律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自然人姓名权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被商业利用。法律应赋予自然人平等享有姓名权商业利用的权利,只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或一定领域内能够明确无误的指向特定自然人的称谓都是姓名权商业利用中的姓名。在实际生活中,自然人姓名权商业利用的基本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有将姓名许可他人进行商业利用、将姓名作价用于商业活动及通过提供赞助使用其姓名等。

宋朝法律形式及其变迁问题研究

宋朝的法律形式构成较为复杂,在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变迁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宋朝法律形式可以分为律、疏议、刑统、敕、令、格、式、申明、断例、指挥和看详等。根据法律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刑事类、非刑事类和混和类三种,其中刑事类法律形式有律、疏议、刑统、敕和断例;非刑事类法律形式有令、格和式;混和型有申明、指挥和看详。申明中有两类属于刑事类,即申明刑统和随敕申明。根据在国家法律适用中的效力等级和作用,宋朝法律形式可以分为:基本法律渊源、一般法律渊源和补充法律渊源,其中基本法律渊源有律、疏议和刑统;一般法律渊源有敕、令、格和式;补充法律渊源是申明、断例、指挥和看详。宋朝法律形式的基本特点是繁多而有分工。宋朝法律形式的繁杂导致中后期"事类"立法的兴起,最终促使中国古代法律形式转向简化。

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形式

电子商务合同和传统书面合同的统一并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是功能上的统一,电子商务合同与传统书面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能够同样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我国合同法采取的是法律解决的方式,即对书面形式作扩大化解释,将电子商务合同视为书面形式一种。

我国主体性法律形式之变迁

法律形式是规范法律内容的重要渊源,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相应的变迁,在我国古代社会,主体性法律形式——刑、法、律三者都有法律的含义,其前后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进化过程。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清末修律,法律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现代意义的法问世。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法律形式日渐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