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已被广泛应用,但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关乎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当前算法推荐的法律治理政策呈碎片化,治理效果不彰,迫切需要梳理以构建科学的算法推荐法律治理体系。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揭示了五种算法推荐安全风险类型。基于此,构建了主体性法律治理、规则性法律治理和程序性法律治理三种工具,相互协同形成法律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水平。展望未来,需持续优化这三种工具的互动机制,规范算法权力行使以实现算法卸责,并推动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系统性建设。

新经济法律治理中的地方实验

新经济带来法律结构的变化、权利关系的调整,但并不必然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新经济的创新发展引发了新的法律回应,以共享经济某些领域的法律规制为例,当前的规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制度效果,产业发展的规律、法律问题的识别、规制方案的提出、规制能力的塑造都会影响新经济的规制效果。基于我国的央地关系及地方竞争格局,可以在新经济治理中采用地方实验的治理路径。地方实验不仅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可以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在新经济案件的裁判中,通过个案生成法律规则。对于地方实验的潜在弊端,可以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引导、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约束、新经济治理工具的范围限定等方式加以矫正。

生物安全法律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模式

全球生物科技变革给人类、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引发了生物安全治理挑战。各国不断调整现有政策,以适应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实现国际公约基本精神、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政策、法律治理框架的有机结合。中国努力应对不断增长的内部技术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加快改进完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进程,但仍存在在法规的特殊性、针对性、全面性和过度概括性之间保持平衡,在生物安全治理与生物科技创新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等困境。生物安全治理需从分裂的孤岛转变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多主体、多层次协同治理,软法与硬法相结合,构建多层次法律框架,促进公众参与和行业自律,构建多层次治理体系。

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及其制度因应

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视阈内,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问题业已成为亟待关注与回应的时代课题。根据数据治理法治化说,就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而言,应当破除“唯技术论”的迷信,以法律治理为手段,将“规则之治”与“技术之治”的要素加以深度结合,发挥国家数据局作为智慧城市数据中央中枢机构的统领全局之职能,强化各地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的数据管理职能,构造蕴含人文主义因素的智慧城市数据法律治理新模式,促进公共数据(不包括个人数据)的合理开放与共享,最终建立契合数据伦理要求的智慧城市数据治理法律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基本架构

人形机器人具有跨场景的通用性,可以在多种场景中与人类展开合作,可能通过全面的运用形成人机共生社会。在人机共生社会中,法律治理应当超出特定的场景设计,形成更具一般性的架构。跨场景应用的人形机器人在态势感知和情感识别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机器人。以此为出发点对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基本架构进行设计,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风险,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

赛博人具身游戏成瘾机制的法律治理

从游戏对生存、娱乐与资本的发展影响来看,赛博人及其赛博行为已完全数据化,赛博人的身心在数字游戏中完全离场,仅成为资本增值的符号。尽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但仅靠现有规制措施难以取得实效。相关治理还面临着赛博人选择沉迷的自由意志争论,存在着网络游戏巨大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平衡难题。在整体规制已成趋势的肯认下,宜依法稳妥有序推进网瘾障碍相关标准的建立,为网瘾侵权损害责任的伸张奠定基础,同时积极完善相关公益诉讼体制机制,提升算法行政能力并细化算法监管模型。

法律如何解开科技社会的“戈尔迪之结”——科技伦理下的法律治理模式

现代科技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技术理性与人类意义世界之间愈加明显的断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难以梳理的“戈尔迪之结”。人类必须直面现代科技对法理和伦理的双重挑战,但传统视角下法律的稳定性和回应性特征已难以妥适回答其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性与经验相悖离的问题。将法律系统的视角转换为具有反思性结构的程序自治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构建起“伦理先导+类型区分”的法律程序运作模式,即以伦理为程序导向、以程序为法理和伦理的沟通平台,根据社会行动主体和价值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似乎是一种有益尝试。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规范实现

研究目的:剖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自然资源数据及其活动的形态演变,揭示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现状和主要困境,探讨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核心制度及其具体规则展开,以此为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的规范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现进路。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自然资源数据从要素数据化(数智)到数据汇聚化(数治)再到治理智能化(智治)的形态演变和跃迁过程是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的基础,对此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应当回应安全价值和发展价值的不同制度需要,均衡规范和激励的不同制度功能;(2)我国自然资源数据法律规范群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上下等级型规范体系,以《数据安全法》等一般性立法为上位法统领,以《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下位的特别法“延伸”,存在体系构建不完整、安全管理机制不明确、流通利用激励不充分等问题;(3)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规范实现应当以分类分级制度为基础,以安全管理机制和流通利用机制为关键性制度,形成安全与发展均衡协同的自然资源数据治理核心制度以及具体规则。研究结论:自然资源数据的领域性更强、公共性更高,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应当逐步提升规范体系的位阶,补充部门规章层面的特别性立法,均衡规范性规则和激励性规则,更好发挥法治在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治理

开源正在重塑产业格局并引领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开源领域的新兴力量,人工智能正依托开源的资源汇聚能力和协同优势快速发展。然而,人工智能在开源环境下的健康有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开源问题大都集中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因此,需要在明确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内涵和分类的基础上,审慎评估其正向价值和潜在风险。为构建科学严谨且适应时代发展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制度框架,我国应借鉴各国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方面的既有经验,支持开源有序发展、明确风险管理责任与义务、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制定负面清单、推动形成国际开源人工智能联盟,从而营造公正开放的开源生态,确保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始终沿着安全可控、合法合规的轨道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困局、框架与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体育科技成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体育科技在赋能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时也存在伴生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科技风险治理应致力于实现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协同,完善以事后问责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是当前体育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现阶段,我国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面临法律规范缺位、法律归责机制阙如、法律责任形式单一等困局。为破解上述困局,本研究基于《体育法》的基本结构,构建涵盖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相关制度规范的系统性科技风险法律治理框架。结合框架提出治理路径:强化体育科技制度供给,进一步扩张法律规范;优化体育科技责任认定,进一步完善法律归责;深化体育科技柔性治理,进一步充实法律责任。

政务数据共享的风险逻辑与法律治理

从风险视角切入,重新审视政务数据共享的实践困境,正是缘于主观上的风险应对能力和客观上的风险化解程度。政务数据共享前承数据采集和存储分析,后接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考量,既要立足政务数据自身的独特属性,也要关注共享过程中的风险集聚和再生。政务数据共享在技术维度的内生性风险和在实践维度的派生性风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共同构筑了错综复杂、千端万绪的风险格局。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法律治理,既需要尊重数据风险逻辑,理性对待数据法治;也应当遵循数据技术原理,切实完善数据立法;同时在法律实施中统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双重价值,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综合角度,实现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系统有效治理。

网红“野景区”产业链法律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近年来,网红“野景区”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旅游市场秩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游客权益保护均提出了挑战,对其进行法律治理的需求日益提高。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对网红“野景区”的治理工作予以重视,出台相关政策。但相关法律治理工作尚存在诸多困境与弊端,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认定不明,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以及安全事故救助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对网红“野景区”产业链的法律治理工作可以从安全事故责任主体认定并厘清其法律依据,完善“野景区”风险防范机制,健全安全事故救助制度等多方面推进、展开。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律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治理已成为最具前沿性和紧迫性的议题之一。运用扎根理论对26份法律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建立了以“政府层—企业层—用户层”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法律治理架构。政府层构建安全治理机制、风险监管机制和长效规范机制以优化算法治理;企业层侧重事前预防、事中保障和事后审核以确保算法合规;用户层围绕算法素养、维权保障展开制度设计。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律治理:加速制定算法标准和披露规则,促进政府协同监管;健全追责机制与试行监管沙盒,激发企业治理潜能;提升权利感知与改善举证责任,减轻用户维权负担;促进互动衔接与实现利益均衡,打破算法治理孤岛。

论基础教育阶段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

一直以来,我国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工程建设,并取得极大成就。但不可避免的,教育高度发展的同时,校园欺凌问题也愈演愈烈,不容忽视。校园欺凌现象成为高发事件,且发生率持续升高。面对这一趋势,加强对于校园欺凌的治理力度,促进安全校园的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教育质量更高发展的必然之举。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校园欺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危害,探索法律层面下治理校园欺凌的途径,为校园欺凌得到良好规制提供对策。

大数据时代算法偏见法律治理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算法偏见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算法偏见易产生不正当竞争、抑制创新能力、固化社会既存偏见的消极后果。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国实际情况,可以从明确算法偏见责任主体、提升算法透明度、完善市场准入与内部治理机制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为纠正算法偏见现象提供合理对策。

人工智能“换脸”风险的法律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换脸”技术被误用和滥用,给个人权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立足本土语境,借鉴国外相关政策与法规,以“换脸”传播的介质与场域——互联网平台为中心,来构建人工智能“换脸”的法律治理模式。从平台责任着手,首先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换脸”的管理主体,平台守好监控、审核关;其次,强化平台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通过立法给平台施加更多的审查义务;最后,同样立足平台,由政府部门指派的网络安全专员与符合条件的用户、平台管理人员在平台组成仲裁委员会,政府-平台-用户协作建立“换脸”仲裁机制。

论反仇恨言论视阈下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

对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是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和网络法治工作的题中之义,而仇恨言论是网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反仇恨言论是溯源开展全面和深入的网络暴力法律治理的重要手段。我国一向重视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且已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由于缺乏反仇恨言论视阈的法律治理意识,反网络暴力相关立法的体系性不强,很多网民“网络戾气”非常严重却不自知。加之我国并无反仇恨言论方面的立法,在涉仇恨言论网络暴力案件的处理上存在着取证难、网络平台应对难、受害者维权难等问题。未来有必要加强反仇恨言论视阈下的网络暴力法律治理,具体可采取“三步走”立法策略,在尚无相关立法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动履职,充分、准确适用现行法律法规,特别是“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网络平台则可构建“政府—平台”双层监管格局。同时,在治理过程中应当注意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通过社会共治推动形成清朗的网络空间,促进网络空间法律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数字传播时代用户画像的风险与法律治理

用户画像是数字传播时代的微观范本,具有独特的系统特征与传播机理,在实现数据红利的同时带来不对等关系、数字治理困境、国家安全隐患与技术异化等多重风险。本文对用户画像治理进行法理辨析,认为法律治理用户画像正当其时,秉持“平权”理念、设立用户画像法律规范以及加强法律治理的“软法”辅助,是用户画像法律治理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