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检察背景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

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

“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新格局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形成鲜明的逻辑体系。政治逻辑层面,新时代检察权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这些价值统合于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的政治性中。治理型司法所具有的“协同”“能动”等特征,以及均衡型司法围绕“权利”产生的权力制约的要求,都在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政治逻辑。法理逻辑层面,以法律监督为面向的检察权一元论成为检察与监督的逻辑基点,进而也分化出检察权在国家治理中的逻辑关系。历史逻辑层面,公权力发展中监督性权力的强化,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官权力的增长,以及检察职能中诉讼的发展诉讼之外法律监督的不断拓展,都共同作用于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结构变迁。形式逻辑层面,“四大检察”外部的执法司法权之间的制约监督,自身的法律监督基本功能的实现,以及内部检察权运行的有机融合,都表明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职能统合上所作的努力。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强化法律监督 提升新时代法律监督能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根据宪法授权、依法进行的法律监督活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完善检察监督体系对提升法律监督工作质效和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深刻理解完善法律监督工作体系的现实意义。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党的检察事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战略性部署。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属性的再诠释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面临改革叠加、检察模式转型、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坚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对于充分履行“司法审查、程序监督、国家追诉”的基本职能,发挥检察机关追诉犯罪、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法福祉”,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新局面,给国际社会展示法律监督的“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是法学界关于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的一般认识。这两个论断最初是为了回答由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与实践背离所引发的争议,但它们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也难以作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监督权应当是检察权的上位概念,检察权是一项专门法律监督权,而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概念外延上的落差可以作为检察权的可生长空间。

ChatGPT在法律监督领域中的应用机理与发展路径

ChatGPT因其突出的文本生成能力而深受追捧,剥离其人工智能的外衣,无非是在大数据基础上嵌套预训练与反馈强化学习模型,与当下数字检察的底层逻辑相契合,更可借用运用场景的更新,丰富法律监督的内容与手段。对此,应当在完善多元技术的基础上,破除人工智能乱序发展的熵增状态,实现人工智能与法律监督的深度融合,借此打造新一代综合平台和法治生态。

新形势下完善法律监督探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重点应当是不断加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监督。法律监督是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应当从法律监督权力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法律监督程序设计、法律监督自身建设、法律监督目标设定、法律监督对象范围、法律监督思想认识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发挥其功能,促进和提高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和效果。

跨行政区划案件审判监督机制研究——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为视角

跨行政区划案件审判监督是相对于传统行政区划案件审判监督而言的一种新型审判监督模式。因其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体制下法检机关设置逻辑与层级对应关系,导致跨行政区划司法改革语境下审判监督机制设计直接套用传统机构设置模式的做法变得不再可取。着眼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实践需要,重点从主体、客体和程序三个层面对跨行政区划审判监督机制设置问题提出改革方案。其中,主体设置方面,要考虑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在审判监督主体多元化背景下的主导地位及其优势;客体识别方面,要加强案件类型及其管辖制度的探讨,特别是要注重对跨行政区划案件管辖的具体影响要素的分析;程序设计方面,要重视法经济学的法律分析工具性价值,探讨了运用法经济学原理优化跨行政区划案件审判监督机制的必要与可能。

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法理逻辑与视域诊定

在展开大数据法律监督时,应严格遵循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回顾检察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大数据法律监督代表着检察信息化发展进入数字时代后,检察法律监督的结构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是对检察监督方法的创新,而非对检察法律监督权力的增强。从运行方式来看,大数据法律监督应重点关注证据审查,审慎运用侦查思维,并以典型个案监督为突破口,推动类案监督的落地,从而实现检察办案与诉源治理、溯源治理的有机结合。从法律监督的定位出发,大数据法律监督应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履行职责,并拓展至四大检察领域。同时,大数据法律监督必须注意其边界限制,强化数字时代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并确保方法运用的程序正当性。

数字检察视域下虚假仲裁法律监督理论拓补与路径构造

虚假仲裁因其高度隐秘性成为当前检察监督的盲区。由于仲裁“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撤销权受限、仲裁机构内部控制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亟需加强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而当前检察机关的“间接监督”模式限缩了其对虚假仲裁的规制能力,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对虚假仲裁的查处力度相对孱弱。在数字检察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法律监督方式应对虚假仲裁成为有效解决路径。同时,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式亦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理论拓补与制度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权力基础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赋权以及仲裁的准司法性,对虚假仲裁的数字检察监督需树立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进行理念调适。应当通过协同治理下虚假仲裁信息源获取、虚假仲裁识别与查明的算法工具辅助、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限度与规范化等,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实现路径。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衔接研究——基于A市检察机关监督衔接实践的思考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衔接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完善党和国家制约监督体系、助力政法工作现代化等多个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推动监督衔接具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当前的监督衔接实践面临着协同监督理念有待强化、衔接机制有待优化、衔接双向互动不充分、类案监督意识有待加强等问题。为推动监督衔接完善,应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深化协同监督意识,以机制建设为抓手推动监督衔接双向互动,以大数据为依托强化类案监督衔接。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刑事案件追缴违法所得模型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各级检察院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国检察长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关于数字检察工作的相关要求,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提升监督质效。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在新时代背景下,统筹研发出符合工作实际的追缴违法所得法律监督模型,真正实现为检察监督赋能,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把大数据思维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充分发挥检察能动性,围绕大局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责,为高效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实践面向与优化路径

大数据分析蕴含的相关关系具有丰富性,催生了检察业务的融合式监督方式,获得的类案监督线索促进办案模式向类案监督、系统治理转型,这相较于个案办理更易发现深层次的制度漏洞或司法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等行为。实践中,可以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分为犯罪画像型、数据挖掘型、数据比对型、规则耦合型和规则循环型,各类型均具有较为明显的监督场景。值得注意的是,模型构建及运用方面,存在建模单兵化、监督项目化、优势倾斜化等问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优化,应当注意限度与实用性能,结合模型的特性灵活运用到监督场景中,避免选择的盲目性;树立正反思维,注重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不放松对司法权的监督;注重“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多措并举激发检察官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式的应用热情。

司法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法律监督的实践探索

运用司法大数据技术推进检察业务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检察法律监督发展的新趋势,海量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为未成年人检察法律监督提供了高质效的支持。随着未检统一集中办案模式的推行,在工作业务上存在未检力量的有限性与履职范围的广泛性的矛盾,在数据存储上存在数据存储的固化性与协同治理的一致性的矛盾,这些问题均需要司法大数据进行数字化赋能,唤醒沉睡的未检数据信息,构建高效的未检监督平台,从而实现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和矫正,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公安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机制探讨

履行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同时具有行政执法权力,而行政执法权力的行使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话题,然而因为执法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透明度不足以及权力监缺失等使得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出现一些问题,如何建立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中出现的问题出发,探究问题的成因,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公安行政执法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亦谈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有观点认为，检察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是对立的，检察机关不应具有侦查权，否则就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笔者认为，检察侦查权与公安、安全机关侦查权具有本质的区别，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密不可分，是实现法律监督职能必不可少的手段。

社区矫正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实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破冰”之路

大数据法律监督是检察工作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及引擎。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的引入及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建为抓手,在社区矫正检察领域积极探索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可行性,借力大数据赋能的“科技羽翼”,对海量数据进行精准挖掘分析,简化监督线索的筛查程序,重点打破监督线索来源渠道窄、发现获取难的“堵点”“难点”,在摆脱信息“孤岛”、破除数据壁垒的同时,实现从个别、偶发、被动、人力监督,转变为全面、系统、主动、智能监督。本文以朝阳区检察院搭建的社区矫正执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为切入点,对监督路径、监督思路、实践经验等进行介绍,分析目前数字检察实践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主要不足,并提出强化顶层设计、融合监督履职、促进溯源治理等可行性的建议,以数字检察激发刑事执行检察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