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主导法律观的演变及当代变革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受国家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主导性法律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十月革命前到苏联时期,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主导性法律观在历时态上展现出一个演变过程。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十月革命前法律观念,政治因素则成为苏联时期法律观念的风向标,当代俄罗斯受理性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社会因素成为法律观念考虑的主要成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当代俄罗斯法律观根本性的转变,基于理论基本立场变化,法律工具论色彩淡化,法律的阶级属性让位给社会性,人本化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形成。

论马克思法律观的形成

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形成 ,对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 ,正确掌握和运用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人试从马克思唯心主义法律观向唯物主义法律观转变的原因和各个阶段的具体法律思想的阐述过程中 ,追寻马克思法律观的发展轨迹。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特色的分离与契合——以古代民本法律观向当代人本法律观的转换为视角

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契合有利于各自的发展,而两者的分离有损于各自的发展。中国古代民本法律观重视民众力量,但忽视了个人利益。而当代中国人本法律观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注重保障个人权利,力图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特色的真正契合。

变迁社会中的法律观——从古希腊到中世纪

人类社会的主流法律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人类的法律观重点依然在自然界。在苏格拉底时代,人类法律观的重心却在人类自身。在希腊化时代,可以说,它又回归于自然界。在古罗马后期以及中世纪,人类法律观重点则在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论人本法律观的科学含义——发展权层面的反思

学术界对人本法律观中的“人”、“本”和“人本”这三个基石范畴存在不少分歧与模糊认识。本文认为,从逻辑起点上讲,人作为人本法律观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理性人”、“社会人”和“政治人”以及“生态人”五方面的统一。从内在特质上看,人本法律观是一种理想的法律价值观而非工具论、是一种理性的法律本质论而非抽象的本原论、是一种科学的法律方法论而非简单的具体操作方法。从价值选择上说,人本法律观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发展权体现了人本法律观的主体性要求、浓缩了人本法律观的客体性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民主契约法律观的“理论替换”及其实践反差

马克思恩格斯曾阐发了深刻的民主契约法律观 ,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却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了“理论替换”。这种“替换” ,在实践中就加剧了权力制约的乏力和自由、权利保障的脆弱 ,有悖民主信念和法治精神 ,并对当下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努力具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因此 ,要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就必须克服这种理论“替换”及其不良实践后果 ,弘扬真正的民主契约法律精神 ,从而使法治秩序早日建立起来。

宪法哲学笔谈——人本法律观与当代中国宪法哲学

本期主题涉及宪法哲学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宪法学追求科学品格的展开，宪法学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宪法哲学就是其中的命题之一。不过，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宪法哲学的命题，并已有相关研究，但是依然问题重重。本期编发的五篇文章主要围绕宪法哲学成立的可能性、宪法哲学的命题、英美宪法哲学和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对宪法知识的影响等展开论述。关于宪法哲学成立的可能性，前四篇论文承认了宪法哲学成立的正当性，但是角度各不相同，观点各异。关于宪法哲学的命题，有的提出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命题，有的认为基督伦理和自然法理论是宪法哲学的精神资源，有的则认为宪法哲学包含宪法的政治哲学和认识论哲学。至于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对西方宪法知识的影响，虽然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如何深入到具体的个案，最后一篇论文作了一点探索。其实，宪法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其说是哲学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希望本组论文能够引起学界的广泛探讨．

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中国法学的全局——再论人本法律观

人本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人是法律的本源”、“人是法律的依归”、“人是法律的主体”、“人是法律的目的”等是人本法律观立论的依据。人本法律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把“尊重人格、合乎人性、保障人权”贯彻到法治的全过程,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法律观。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评三种法律观对法律本体的探索

本文通过学说史的梳理 ,将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1 )形而上学法律观 ,(2 )实证主义法律观 ,(3 )解释学法律观 ,并在这一归纳的基础上探究每一种法律观的内涵与特征 。

人本法律观与中国法律的发展——评李龙教授的新著《人本法律观研究》

人本法律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与延伸,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理念。人本法律观的价值在于它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将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开辟了人是法律之本的新领域。人本法律观将促使我国法律观的转型,指引着中国法学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移植与枯萎——个人本位法律观在中国的命运

一、古老的盐碱地:没有“个人”的人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是集体本位。它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家本位(西周、春秋)。其基本精神是“礼治”,即以宗法等级观念作为治国的根本和法律规范的直接渊源。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私有制发展不充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无力啄破氏族的血缘外壳。当国家形成时,宗法血缘纽带不仅没有被清除,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膨胀起来,获得更高的政治价值——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和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利再分配的尺度。即使是在西周,与其说是按地域来划分居民,勿宁说是按血缘来确定阶级。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形式——宗法贵族政体。在这个政体下。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论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发展--一种整合法律观下的解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也呈现出迅速成长的特点。这可以从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方面表现出来:刑事司法从以重视打击犯罪为主到兼顾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法律适用从重视形式性到兼顾实质性,诉讼模式从以对抗制发展为主到兼容合作性司法。从法的深层面看,这些变化表明了一种兼容自然法、实证主义法和历史法学派思想的整合法律观正在形成。

“方法”称谓之争抑或法律观之争——一场正在兴起的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

目前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虽然两者在"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等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但两者所持的法律观明显有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立场只能是"法律"的立场,而非"法学"的立场,有关方法称谓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法律观的争论,可见,"方法"称谓的争论所引发的是方法论的争论以及法律观的争论,由此,这场"方法"称谓的争论可能会催生出中国法学流派化的法学研究现象。

哈耶克:自由的两条理路和两种法律观的混淆——对《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

在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中,哈耶克混合了自由的道德论证和自由的社会论证这两种不同的论证理路;而正是在这两种论证路径之难以融合的重大张力下,哈耶克最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则观,从而导致了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内在矛盾。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

范式法律观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法学

18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诞生以来,女性主义进入法律并形成不同法学流派。自由主义法律范式、福利国家法律范式与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三种范式法律观视阈下,女性主义法学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追求男女法律平等、形式平等,但形式平等容易掩盖或带来事实不平等,从而使女性贫困化、边缘化。福利国家女性主义法学追求事实平等、实质平等,但容易造成家长主义的看管,导致女性新的依附或在就业、尊严上的负反馈循环,同样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由。程序主义女性主义法学试图通过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的辩证法,突出福利国家和自由主义平等政治对女性施加"同化"压力的重围,来思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别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有启示作用。

沉默权与传统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

沉默权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体现,根本原因,是其所体现的现代刑事诉讼法律观与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法律观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法制进程中,沉默权的确立十分必要。其根本途径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制、构建市民社会,转变传统的刑事诉讼法律观,为沉默权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制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