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校闹”行为既严重扰乱教育教学秩序,也是对教育法治的挑衅。本文采用问卷法对近万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探讨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考察家园信任度的中介作用和舆论卷入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法律认知度负向预测“校闹”行为倾向;(2)家园信任度在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3)舆论卷入度调节了法律认知并通过家园信任度影响“校闹”行为倾向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建议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提升家长法律认知水平;双向协同发力,重塑家园信任机制;强化信息监管,引导舆论适度卷入。

浅析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

作为新兴职业群体,外卖员的用工关系与普通用工模式截然不同,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了该群体的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劳动维权意愿等相关数据。经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劳动法律认知和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学历均对劳动维权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在法律认知中树立小学生的规则意识——“法律是什么”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法律是什么”是统编《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第一课《感受生活中的法律》中第一板块的内容。这个板块是依据《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2022年版课标”)“法治观念”中的“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树立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及“了解未成年人的权利,树立用法律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识”等目标编写的。教材以感受日常生活与法律息息相关——了解法律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以法律为代表的社会规则的逻辑编排,旨在增进学生对法律的亲近感,认识什么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辨析法律与纪律、道德的异同,从整体上感知法律的概念。这一板块的教学将帮助学生从感性体验过渡到理性认知,认同法律的重要性,初步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维方式。

浅析公民法律认知的阻却因素

法律认知对法律职业者而言是一个较为积极主动的过程 ,而对普通公民来说却未必是一个顺利实现的过程 ,其中存在诸多阻却因素。本文着重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公民法律认知的几个阻却因素 。

竞技体育暴力行为之法律认知——关于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调查报告

竞技体育暴力行为不仅仅是一法律问题,也是一社会问题。针对社会大众对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一般性认知、行为性质的认知、意涵界定的认知、责任承当方式的认知的社会调查结果,是刑法介入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而且是学术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实证依据。

法律认知的培养和提高

依法治国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而法律认知是法律意识的首要表现。法律认知的培养和提高需要内在的因素和外部的条件。内在的因素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相信、渴望和需要法律。外部的条件有法律环境和培养、提高的方式方法。

高校收费制度的法律认知与道德认知——兼论贫困生问题的解决

高校收费是合理合法的行为。解决高校收费难的问题,应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去探索,谋求建立政府、社会和学校多维救助的保障机制。

论基层政府官员法律认知的现状与提高

基层政府官员的法律认知依然陈旧,法律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浓厚,缺乏公民意识,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仍不相适应。应当从增强自我审查意识、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明确现代法治政府的正确定位、树立和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大数据的时代特征与法律认知

在数字化时代浪潮和需求牵引下,“大数据”吸引了众多领域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如何理解大数据,如何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与功能,如何面对大数据的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的较大困惑,是大数据以及法律等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大数据基本内涵、多元化特征、研究范畴、隐私与法律属性等方面,对大数据的科学意义、社会性质、大数据益处与风险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研究表明,大数据在给人们生活提供了方便、给社会各个领域增添解决问题的动力、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会产生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以法律认知作为基本框架进行研究,对有效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与作用,有针对性地降低安全风险等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农民工法律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女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是农民工法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珠三角地区女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法律认知得分越高;外资企业和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有利于提高法律认知水平;地缘网络而非网络规模对法律认知水平有促进作用;女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参与有利于提高她们的法律认知水平,而非正式组织参与则对其法律认知水平没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继续教育、技能培训和参与正式组织等方式来不断提高女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从而使她们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社会。

书写法律:明清案狱故事中的民众法律认知与司法文化

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案狱故事不仅描摹了司法实践活动,同时也传达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由此可以解读出乡民视野中对国家法律的基本态度,以及民众心目中的情、法之辩。本文以案狱故事为例,考察明清乡民视野中的法律认知与司法实践,试图彰显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另一侧面。

从制度规训到组织参与:农民工法律认知与国家法制宣传教育的关系探析

基于珠三角地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性别、有无专业证书、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影响,企业性质和工种类型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有部分影响,是否参加工会和同乡会都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升农民工的法制意识,需要改革当前国家法制宣传教育"单向灌输"模式,实现规训认知和参与认知的双重主导,实现法律的规训认知向参与认知转变,促进对话空间的形成;同时要推动农民工的实践习得,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培育相结合。

《精神卫生法》背景下心理咨询师法律认知的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在《精神卫生法》施行后,心理咨询师的法律认知状况。方法:对100名心理咨询师,采用自编"心理咨询师法律认知状况调查问卷",从心理咨询师对法律知识的认知态度、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法律风险事件发生频率3个维度,探究心理咨询师法律认知现状。结果:80.0%的受访者对法律知识的学习较为重视,但受过相关培训的只占35.0%,网络仍是主要的学习途径。受访者的法律知识测评平均得分为(63.7±11.6)(满分100),其中从业时间≤10年的受访者比>10年得分更高(P<0.05),受过培训(35.0%)的受访者比未受过培训(65.0%)的得分更高(P<0.05);受访者对"不得从事心理治疗与精神障碍诊断"、"心理危机干预涉及来访者隐私"、"咨询协议的签订"及"非法行医的后果"等答对率较低,反映相应的法律知识掌握程度较低。在法律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上,"心理危机干预与上报"、"为来访者作心理疾病的诊断"及"为疑似抑郁症患者提供咨询"等发生频率较高。结论:目前心理咨询师的法律认知态度较积极,但自身对法律知识掌握程度有待提高,部分法律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较高需引起重视。

法律情感、法律认知、法律理念——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三部曲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必须从法律情感、法律认知、法律理念三个方面入手。目前现状是大学生对法律有了一定的情感基础(认同),但是不完全相信法律;也确实学到了一些法律基本知识,但是很肤浅;最关键的是缺乏法律意识的升华——完全没有法律理念。

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影响

网络新闻在促进大学生法律认识素养提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了负面影响,此是由于网络媒体较为独特的传播影响力造成的,只有进行网络媒体环境的净化,并通过加强大学生法律知识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法,使大学生的媒体素养和法律认识素养得到全面提升,以此增强大学生对网络负面新闻影响的抵御能力。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法律认知实证研究——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

为解决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流转纠纷问题,运用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法,以河北张北县为例,对364户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前、中、后期3个阶段的法律认知进行实证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土地流转的行为发生前,农户对土地权利的归属以及农地流转政策存在认知盲区;流转中农户维权意识淡薄,合同内容不规范,政府监管不力;流转后农户权利救济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以非诉的方式为主。为更好地保护"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弱势农户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农地流转前应加强宣传,培育流转中介组织;流转过程中要规范合同模式,完善流转程序;流转后需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提升农民维权能力等对策建议。

当前网络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网络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素养的提升具有重大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也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其原因是网络媒体独特的传播影响力,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较强的诱惑力。面对这种影响,应从净化媒体环境,提高大学生媒体素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增强校园法律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素养,增强大学生的全面素质。

法律认知层次刍议

公民的法律认知分为法律实体认知、法律程序认知和法律本性认知三个层次。三个法律认知层次既是公民法律认知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般过程，又是法律范畴由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展开。从理论上研究法律认知层次，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认知水平，对促进全体公民以主人翁的态度更为有效地参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认知与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基于全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数据分析

"信"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政治信任是构建良善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大背景下,研究法律认知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现实必要性。基于CGSS2010调查数据对我国民众法律认知、政治信任进行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很高;民众的法律认知水平整体偏低,其中对法律程序的认知更是大大低于法律知识的认知水平;民众的法律认知对其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法律程序认知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法律知识认知则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