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佛国记》中音译词的梵汉对音研究(声母部分)

法显的《佛国记》记录了不少专有名词的译音,这是研究东晋时期汉语语音的珍贵材料。本文利用《佛国记》中的音译词来作梵汉对音研究,归纳东晋汉语声母系统。专书式的研究因材料的封闭性和系统性而能使对音规律更为集中,便于考察东晋通语的声母系统。为找准对音形式,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及梵文知识对音译词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上制作对音字表。《佛国记》译音流露出的汉语声母特点有:重轻唇音不分;舌头舌上音出现分化趋势,在全浊声母下的分化尤其明显;禅母是浊塞擦音;云母归匣母,以母独立;等等。

法显行程与《法显传》的成书

东晋高僧法显及其所著《法显传》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有关《法显传》成书及与成书过程密切相关的行程节点问题,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通过重新审视已有文献,发掘其隐匿的内涵,才能得到更接近真实的结论。可以看出,法显出发和归国的时间分别是隆安三年年底前和义熙九年七月十四日,这是法显随时记录、积累素材的阶段;“请法显一冬一夏”的“刘兖青州”是刘道怜,法显是在彭城而不是去京口度冬夏,此乃法显开始整理并撰写《法显传》初稿的阶段;慧远不仅与法显有交集,且为其《法显传》题跋,这是《法显传》定稿的阶段。可见《法显传》的成书是法显不断记录积累资料,归国后先陆续撰写成初稿,然后经慧远劝令修改的长期创作过程。

法显与弥勒信仰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其唯一的著作《法显传》是研究5世纪初印度社会最真实的记载。通过法显对当时印度弥勒信仰流布的记载,及其从印度带回的龙华图,以及法显和信受弥勒信仰的中印僧人的交往,可以了解5世纪中印弥勒信仰以及法显本人的弥勒信仰状况。

法显与《法显行传》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返回的大师。《法显行传》详细记录了法显求法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法显坚强的性格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对于当代心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一、信仰与坚持;二、胆识与忘我;三、团结与爱国。

矢志不渝耀千古 不惜身命追梦人——《高僧法显传》喻理探微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佛学家,其《高僧法显传》不仅是他西行求法的纪实,也是一部文化意蕴深厚的著述。法显既代表了中国佛教高僧追求真理,不辞身命、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崇高的信仰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同时,他的《高僧法显传》还是一部弘法利生、包蕴佛教理趣的文学作品。其中许多内容,寄寓深刻,喻理深邃,不乏生动、完整的比喻故事,表现出叙述中彰显经典教义,议论中蕴含佛教喻理的文采。

近代欧洲法显研究之起源——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西译开笔200周年纪念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中,法显《佛国记》是最早受到欧洲学术界关注的一部书。旅法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于1816年开始法译《佛国记》,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30年开始法译《佛国记》,但他们生前都未能完成翻译工作。法国汉学家兰德瑞瑟于1835年接手克拉普洛特和雷慕沙的未竟译稿,在此基础上继续翻译,并在法国印度学家布尔诺夫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今年是欧洲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200周年纪念,也是《佛国记》第一个西译本问世180周年纪念,本文简述《佛国记》法译本的翻译背景及过程,以示纪念。

法显西行求法青岛登岸及佛经译传刍议——纪念法显西行求法登陆归国1600周年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印度求得佛经回归的中国僧人。青岛是法显陆去海还、西行归国的第一站,为青岛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法显所著《佛国记》成为中外学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次大陆诸国历史、地理及宗教的珍贵文献。法显精神成为引导僧俗两界展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风骨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质的典范。

法显在丝路文化交流上的地位及意义

法显作为丝路文化交流上的标志性人物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巡礼佛教圣迹、忘身求法取经、深化佛教义学及求法精神等几个方面。此外,《法显传》因内容丰富而在多个领域均有极高的价值。因此发挥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对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沟通丝路各国的民心民情、推动丝路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及区域安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法显的足迹--纪念法显西行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传印会长、尊敬的阿穆努加马大使阁下：尊敬的各位高僧大德、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今天，中斯两国佛教界、学术界在佛牙舍利所在地北京灵光寺集会，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东晋著名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斯里兰卡1600年学术研讨会，可谓因缘殊胜、法喜遍满。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法显与庐山慧远--以《法显传》为中心

东晋时，平阳（今山西临汾）沙门法显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远游天竺，历经万险，不惜身命，携经而归，此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法显回国后，“竹帛疏其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自记游历天竺之经过，即今之《法显传》。《法显传》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部佛教徒的自传，

《法显传》4个早期英译版本的比较考察

《法显传》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求法僧游记之一,已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特别是英文。但中国学界对《法显传》的英译情况了解不深,所述常有疏漏错误之处。基于此,着力向读者展示19世纪问世的4种《法显传》(1848-1886年)英文译本的具体情况,包括译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译本特点等。

从《法显传》看佛典词汇的中土化

一般认为,汉译佛典是口语进入书面语的中介。但在实际过程中,汉译佛典的词语对中土文献词语的影响是逐步的,渐变的。率先受到影响的,是一些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中土文献。《法显传》作为一部中土佛教撰述文献,它对于我们了解佛典中的词汇是怎样进入全民语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其中若干佛典词语作为对象,来考察《法显传》一类的中土佛教撰述文献在佛典词汇中土化进程中的作用。

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再论高僧法显的生卒年和籍贯及其时代背景

法显是我国东晋时的高僧,学界对于他的卒年及籍贯有不同的见解,现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笔者旅印期间见到了《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觉得这不仅是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也是佛学界和佛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

从《佛国记》的断句和航海病辨法显“航渡美洲”

法显《佛国记》中的一句应断成"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而非"如是九十日许……"。慧皎《高僧传·法显传》说的"十余日"可为旁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驾木帆船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还有,如果航期长达九十来天,在当时船员势必患航海病—坏血病并死人。但法显一行健康无恙,这也可佐证他们没航行这么久没去美洲。

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

佛教初传中国，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人，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的应急之措。此外许多重要典籍“在法显以前经竺法兰、支谦、支娄迦谶、法护等译出的，几乎都是从大月氏传来。

关于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的几种佛经

法显是东晋时代著名的高僧。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四年后（402）到达印度。法显在印度逗留前后八年，然后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到达师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继而在斯里兰卡停留两年，最后在义熙七年（411）离开斯里兰卡，乘船东返。其间鲸波巨浪，几历危险，终于在义熙八年（412）回到今天中国山东的青岛崂山附近。法显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回了数量不少的一批佛教经典。根据僧韦占《出三藏记集》卷二的记载，这些经典包括：

法显对汉地戒律的贡献及其对现世的社会影响

法显西行求法是汉地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求法、译经成果丰硕,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对中国佛教文化和古代史地文化具有卓越贡献。他在天竺10余年间,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各一部,于师子国写得《弥沙塞律》一部。这些律典就包含了四部律中的三部。他对中土佛教戒律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共润菩提树，盛开友谊花--在纪念法显法师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先生：尊敬的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尊敬的学者专家、各位朋友、各位法师： 当兹金风送爽，仲秋将近的美好时节，在这里隆重举行“法显与中斯佛教文化友好交流——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年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中斯两国诸位大德法师、专家学者、朋友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