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一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育人路径探索

加强以实践为导向的育人机制建设,不仅是联系法学理论教学与实务的桥梁,也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提升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实践教育存在课堂教学的理念与模式陈旧、实务课程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实习实训资源开发不足以及国际实习机会稀缺等方面的问题,它们表现在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要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应当坚持“五位一体”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育人路径,从引导课堂实练、设计实务课程、强化校内实训、组织校外实践、拓展国际实习网络五方面进行一体化针对性改革,整体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培育的实效。

新时代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生需求。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践行者、推动者、保障者,承担着为公安机关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功底、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职责使命。为此,公安院校要立足公安教育特性,构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打造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推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法治人才培养,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面向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实践

“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是法学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提升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创新型与应用型法治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该项改革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目的是突破传统考试的局限,激发法学教育的革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正视教师认识不统一、考核标准制定与执行的复杂性以及学生面对新考核方式的适应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通过持续改进和优化改革方案,可将“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法学教育的深化与法治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还存在涉外课程覆盖面不全、缺乏针对性培养方案、涉外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英国法学教育长期位居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分析了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性和多样性、法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涉外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特点,通过对格拉斯哥大学的案例分析,提出增加涉外课程、推动境外实习、增设多元化考核模式等方案,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发展涉外法治的重要环节,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章以福建省为例,从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战略和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地方高校现阶段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普遍困境,提出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应创新培养方式、夯实实践培养环节、特色培养小语种法治人才、切实提升国际法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涉外法治人才。

迈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与落实,是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参与以及涉外保障人才支撑的需要。然而,面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具备政治定力、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给传统的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政治素养,坚持风险导向,建立协同机制,优化学科交叉,拓宽国际视野。具体来说,通过明确培养标准、创新培养体系、多元培养模式、促进教研联动等具体措施,构建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浙江实践对新时代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范式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优质高效建设新时代法学“三大体系”离不开人才保障。高等学校肩负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重任,是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加强法治人才培养需要从实践中汲取养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浙江实践,对于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大范式意义。归纳习近平法治思想浙江实践的范式意义,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指引价值认同形塑、法学知识传授、法治思维养成和司法能力训练的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要以人民性塑造新时代法治人才的价值认同,以系统性构建新时代法治人才的知识体系,以规范性训练新时代法治人才的法治思维,以创新性提升新时代法治人才的司法能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高校教考分离的实践探索

实现教考分离是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高校教育教学体系的必要举措。期间,完善考试大纲、加强形成性评价管理、建立试题库、对于试题实行“四审”制是推行此项工作的基本实践路径。同时,也需要从加强考前引导和安排、强化形成性评价实施与管理、健全试题库的建立和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试题的保密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教育数字化转型助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而言,既是时代背景也是方法路径。教育数字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应用及培育环境转型,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但同时,当前涉外法治数字化教育也面临平台重复建设、资源良莠不齐及应用研发迟滞等挑战。建议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共建共享平台、编写国家级数字教程及支持数字化教育产业应用,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助推作用。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数字化升级的挑战与路径探究

涉外法治人才数字化升级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助推全球数字治理、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和回应数法人才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给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挑战,这种挑战以学科鸿沟、体系空白和实践壁垒的形式呈现。为此,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有必要从国家和高校联合弥合学科思维和知识鸿沟入手,在“数字化涉外法治”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构建数智驱动的培养体系填补空白,营造虚拟涉外法治实践空间破除壁垒,实现涉外法治人才数字化升级的最终目标。

勇担政法院校法治人才培养的使命责任

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在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承担着法治人才培养的使命与责任的政法类院校,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改革、强化举措,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持续创新法学理论研究,培养服务国家发展需求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的法治人才,才能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双创教育与创新法治人才培养互融互促路径研究

专创融合育人模式为双创教育与创新法治人才培养互融互促路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基于传统法治人才培养的重理论轻实践的现实困境,有机融入双创教育的理念、价值目标和教育方法具有现实可行性。文章从教学理念、教育组织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探索,试图立体化、层级性的推进法学专创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通过树立“思政育人、德法兼修”的育人理念,形成“学校-专业-师生团队”的三级人才培养组织架构,改革课程设置、课程教学模式、评价机制等,助力于培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创新法治人才。

第二十二届“贸仲杯”: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贸仲杯”不仅是展示青年学子法律才华的平台,更是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机。2024年11月29日至12月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主办的第二十二届“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以下简称“贸仲杯”)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外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界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会,“贸仲杯”不仅是展示青年学子法律才华的平台,更是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机。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支代表队参赛,规模空前,赛事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新时代西北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功能性困境及其突破

新时代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以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以及区域间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显现,对于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更甚。但是,涉外法治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作为涉外法治建设领域的先导因素,在当下仍然面临功能性困境,难以发挥其实际效用,以西北地区最为显著。涉外法治人才稀缺、西北地区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因缺乏资金支持导致难以建设特色的优势学科和专业培养体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工作。为破除上述功能性困境,需要国家、企业以及社会形成多元合力,在完善西北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在注重理论教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要注意拓宽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视野,形成西北地区的特色培养模式。以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复合型能力培养为助力,以期服务于国家涉外法治建设。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问题与路径——兼论上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存在人才基数不足、学科建制不全、实践能力不强、特色优势不显和培养层次不清等问题。聚焦境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课程设置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上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在思想指引、体系建设和目标厘定方面加强体系规划,在生源、课程、师资等方面形塑模式,并通过实践平台、就业渠道和人才交流等方式加强社会支持。

师范类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对比与发展建议

针对涉外法治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比较分析法分析当前师范类院校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体系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提出师范类院校应当明确培养目标、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针对教育体系提出融合创新师范类院校特色以及提高师范生涉外法治观念的对策和建议,希冀对我国师范类院校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借鉴。

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对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教育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本文厘清了法学教育的性质是专业教育、专门职业教育、精英教育,并结合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学实践,探讨了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论证了以“健全人格教育观”为统领,以德法兼修、教学相长、教研互动、通专并举、虚实结合、内外协同“六结合”为路径,解决好法学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以及如何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问题。

论法治实践部门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法治实践部门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检验者"与"受益者",却在法治人才培养中长期处于责任模糊状态,引发了诸多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趋同性使法治实践部门成为法治人才培养责任主体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凸显法治实践部门的责任主体地位,使其"反哺"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构建法治实践部门与法学教育部门协同培养法治人才的机制,发挥法治实践部门的作用与功能,不断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夯实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及其实践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战略眼光、缜密的系统思维、宏阔的理论视野,围绕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确定位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科学把握法治人才的培养规律,统筹谋划法治人才的培养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理论板块,具有完整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的实践指向,彰显出鲜明的科学性、主体性、原创性特征,是新时代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