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我国主要运用政策和法律两类手段。应有效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将行之有效的数字经济政策及时上升为法律。鉴于在平台经济治理、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制等具体领域,以及在贯穿上述各领域的基础制度方面,都存在影响市场主体“制度预期”的突出问题,应着力从良法与善治两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法治路径。为此,在数据治理、数字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应加强相关价值引领,推进数字经济立法的体系化,从而构建“良法”;同时,还应将包容审慎原则贯穿执法和司法,优化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保障平台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的参与权,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从而持续推进“善治”。依循上述数字经济治理的法治路径,更有助于保障市场主体的“制度预期”,切实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路径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不仅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将前者融入社会治理规范的具体落实,也是提升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化水平的助益手段。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路径,就是前者融入后者的制度建设、执行机制与遵守机制并提升优化的进程。从实践来看,当前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的制度建设上存在显现度不足与价值宣示色彩过浓的问题,而在行业规章的执行机制与遵守机制方面融入性较低。对此,在制定环节,要规划好融入进程与融入步骤,选择融入的立法表达技术,发挥核心价值观在目的条款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在行为规范中的指导功能,并注意制度协调问题。在执行环节,需要从主体道德培育、行业价值共识生成、多元督导机制建构等具体维度入手,由党组织、政府主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以及组织成员、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通过价值内核与规则执行的深度融合,建构以核心价值观为底色的行业规章执行机制。在遵守环节,核心价值观应通过“直接+间接”方式融入行业规章的遵守模式,选择融入遵守机制的原则性条款,保障核心价值观在行业规章遵守机制中落地生根。

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实践现状与法治路径探析

目前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制度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梳理各园区实践现状总结出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社会参与程度不够和园内区域发展不均等诸多问题,为实现缓解保护与生存使用的矛盾、推进国家公园共管制度科学建设,提出建设完善的法律体系、界定明晰的央地职权、促进多元的社会参与和增进协调的区域发展等解决思路,为完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制度、实现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提供一得之见。

传承 借鉴 创新——中国法治路径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走过了数千年历程,法治经历了逾百年风雨。究竟中国法治的现实路径何在?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清楚认知的问题。在当今时代,在许多人那里,它也许只是一个常识,而在有的人那里也许还是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又面临种种困难的当下,全社会更需要对其有一个重新认识、深刻把握和不懈坚守。

我国滨海湿地蓝碳能力提升的法治路径探索

滨海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碳库,对其进行保护与修复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举措。通过系统检视我国滨海湿地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我国滨海湿地在“保护—修复—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滨海湿地及蓝碳保护范围过窄阻碍司法救济、滨海湿地修复缺乏激励机制与系统性把握、滨海湿地建设项目管控力度过于松弛等问题。应坚持系统观的逻辑内核,拓展滨海湿地及蓝碳司法救济路径、创新滨海湿地退渔还湿退出补偿机制、构建滨海湿地建设项目系统化监管体系,以期构建提升滨海湿地蓝碳能力的法治路径,为后续滨海湿地蓝碳监测评估、蓝碳交易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振兴视域下和美乡村建设的法治路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的乡村建设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指出,“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充分展现了党对乡村建设规律的深入理解和突破。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征程上,更应该深刻把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探析其建设的法治路径,以期为推动乡村建设提供参考,努力让和美乡村焕发出振兴活力。

留守儿童适当生活水准权实现的法治路径——以习近平民生思想为指引

习近平民生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民生领域中的问题,既有新的挑战,也有老生常谈的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等。儿童享有的适当生活水准权应包括衣着权、食物权、健康权、住房权、受教育权等方面。我国通过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在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立法层级低、政出多门等。在未来,应建立健全留守儿童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法律保障体系,将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具体内容法定化,明确留守儿童适当生活水准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建立专门的儿童权益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设立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专项财政资金,并建立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人才队伍。

“双碳”目标下图书馆低碳发展的法治路径

图书馆低碳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符合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趋势。而我国图书馆低碳发展法治体系相对欠缺。图书馆低碳发展体现的环境法治理念包括环境义务、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双碳”目标下构建图书馆低碳发展的法治路径包括建立健全图书馆低碳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多维法治主体共建机制。

我国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我国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实践状况表明,用法治路径实现二者的协同控制必要且可行。在探索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法治化的过程中,我国取得了较好成果,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律体系仍不健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且存在矛盾。同时,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治路径方向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法治落实也并不充分。因此,我国应继续健全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治化方向,着力强化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法治落实。

农村社区多元共治的困境及其破解的法治路径

为应对农村空心化、碎片化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中国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共建共治”理念为指导,探索出了以社区为载体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浪潮下,中国大量农村空心化、碎片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弊病。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和微观基础,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正在朝着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为迫切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危机,需整合内外部资源,划分不同主体在治理中的责任与角色,理顺它们之间的边界及其互动关系,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及时、适时地适应农村社会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农村社区缺乏治理政策与法规支持,使得农村社区治理存在多重困境,阻滞了多元联动治理由浅层治理向深层治理的转换。因此,应整合多元主体间的目标定位和行动理念,界定其职责边界,创建联动机制与平台,以推动深层多元联动治理格局的生成,进而增进社区福利,促进社区发展。

过程论视野下的算法裁量: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

算法在行政裁量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算法裁量模式,与此同时,亦带来诸多法治挑战,有必要对其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展开研究。在形成机理方面,基于法律与事实的交织构造,算法裁量的产生得益于法律的代码化以及技术对事实的丰富处理。从过程论视角,对其进行“接收-处理-输出”阶段性划分,针对性地逐一释明不同阶段所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算法黑箱、算法歧视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从范围限定、程序约束及权利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过程性的法律控制,从而推动算法裁量的法治化实践。

金沙江中段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路径完善研究

金沙江处于长江上游,金沙江中段流域主要位于云南省境内。数据统计显示,当前金沙江中段流域出现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物排放量大、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工矿区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文章在吸收借鉴前人观点基础上,分析流域环境治理法治化现状及其原因,针对制度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制定并适用环境软法,提升执法主体调查取证能力,适用生态补偿制度,激励社会公众参与综合治理,构建监督预警体系,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推行恢复性司法制度,厘清关系分类适用四类诉讼,优化刑民衔接机制等法治路径完善考量。

“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合规及法治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对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国际社会为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提出“双碳”目标。企业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基于此,在“双碳”目标下思考企业环境合规及法治路径,重视增强企业环境合规意识,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以期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对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治理的法治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然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陷入治理规范规定不明、具体落实效果不佳、监管机制阻塞不畅等治理难题,需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以规范制定为切入点,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明晰、层次分明的责任链;以执法权力运行为着重点,打造多元协同、科技赋能的联动运行机制;以监督保障为落脚点,形成内部监督常态化、外部监督严密化的贯通机制,形成职责清晰、运行有序、监管高效的法治化治理机制。

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的法治路径

行政化为我国公立高校治理的基本特征。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主导化,学术权力边缘化与师生权力形式化,由政策治理向法治的跨越是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向法治化推进还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为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我国应针对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的表现及法律障碍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

赋予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的价值分析与法治路径

《行政处罚法》(2021)新增“行政处罚权下放”的规定,明确了乡镇政府的执法主体定位,有利于重塑我国行政执法主体体系,实现县乡政府职责的差异化配置,并推动基层治理的依法而为。赋予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应遵循依法赋权与合理赋权的基本原则,审视并指出当前赋权路径面临的合法性争议,促成规范为主、行政为辅的基本赋权路径,设定赋权乡镇的执行标准,尊重实践存在的差异化表达,明确乡镇政府可以行使的以行政处罚为主的综合执法权。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数字经济下统筹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法治路径

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动能。随着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统筹数据安全与发展成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和重心。在有效保障各类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动态数据权益的同时,推动数据价值的增进与共享已经成为当前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正所谓“界定清、配置准、流转畅、保护好”已成为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法治主线。为此,亟待搭建多维度、多主体共同参与数据安全与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框架,加快建设统筹数据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法治路径,实现两者的融合共进,以此推动新时代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房产税改革的正义原则与法治路径

房产税改革的现实动因是调控房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改革的逻辑基点是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利益均衡。为免房产税改革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应将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作为改革的正义原则。这要求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展开,在制度设计中合理定位改革目标,遵循法定和量能原则,并在法制层面适时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推动房产税改革的立法进程。

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法治路径

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是规范党内权力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举措,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内法规存在着内容庞杂、体系分散、板块不全等问题,同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高度契合点,在国家治理方面可以实现良好的相互补充。因此,需要从法学视角去探寻党的建设中的法治规律,即以宪法思维作为总体指导思想,在制度设计中保持与其他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协调和党内法规内部的协调,确保体系的完备和执行力,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兼顾党内法规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制定程序上的科学性,用备案等制度完善法规制定程序,寻找党内法律与国家法律的契合之处,加强党内法规的硬性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