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内在结构与法治逻辑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是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审判,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在办案衔接、审判权归属、审判组织综合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具体指导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运行特征,由此决定这类案件内部审判结构有着以下基本特性:内部审判组织架构的综合性,审判程序规范的适度灵活性,审判运行方式的安全有效性,审判形式上的严格性。在尊重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内在固有结构的基础上,仍需从审判权力结构的调整、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庭前会议和庭审要素的把握和审判方式的灵活运用等方面,建构案件审判的法治逻辑,以体现审判应有的司法属性和程序价值。

技术标准的法治逻辑与实现路径

形式层面,制定依据和程序规范为技术标准提供了形式性价值;实质层面,“援用”作为立法技术保障了技术标准的实质性效力来源。综合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认定,技术标准的法律属性应界定为一类技术性法律规范,由此遵循一套特定的法治逻辑,经由立法、执法和司法系列法律活动推动技术标准的法治实现。立法领域,现有法律对技术标准的援用活动为其进入法律提供了实践基础,要求进一步完善援用制度,促进技术标准和法律两者间的有机衔接开展立法整合。执法领域,技术标准作为一类执法依据在当前执法活动中大量使用,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设要求技术标准推动行政执法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司法领域,技术标准往往被作为一项裁判依据加以援引和审查,要求进一步规范援引表达和优化审查活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交汇领域,充分展现了两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和高度契合性,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性和体系性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文化自信、文化安全、文化繁荣、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为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存在耦合,呈现出鲜明、深刻的法治逻辑和法治底色。对此,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保障作用和激励作用,进一步完善包括文化基本法、文化专门法以及文化领域党内法规在内的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和实现公民、市场主体的文化相关权利,持续发挥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文化领域法治建设中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两种思想有机融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与法治理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政权建设领域承载使命、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蕴含着维护人民主权、依法治权治吏和良法善治的法治逻辑;可强化法治反腐的惩戒威慑、固笼防范、教育引导、服务保障、社会向善等价值功能;确立"零容忍"的法治反腐理念,形成"纪法共治""特别程序""实质正义"等法治反腐共识,对完成监察体制改革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意指从法治视角探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其实质就是回答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目标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两个基本问题。探究教育治理现代化法治逻辑对调节教育利益关系、规范公共教育权力、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适应教育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法治逻辑认识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更关注教育发展秩序的优先性、治理路径的可行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以及治理目标的人本性。遵循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要用法治思维深化教育改革,在目标上追求教育制度正义,在着力点平衡教育自由与教育秩序关系,在落脚点通过教育法治实现教育善治。

党内巡视的法治逻辑及其实践路径分析

在党内巡视中遵循并彰显法治逻辑,意在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巡视具有自身的法治逻辑,主要体现在:巡视权源于党内法规,具有授权和限权的双层结构;巡视程序是法治运作的关键,具有独立性与参与性的双层结构;巡视思维遵循法治思维一般规律,具有规则思维与原则思维的双层结构。推动党内巡视高质量开展,应当主动把握巡视的法治逻辑,围绕巡视权优化巡视规范体系,通过强化巡视程序提升巡视工作效能,聚焦巡视思维建设巡视人才队伍。

新时代监察改革深化的法治逻辑

新时代围绕监察权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基于历史经验结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无论是从权力地位、职权范围还是权力行使方式来看,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所确立的监察权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监察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现代法治限制公权力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彰显了当下中国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遵循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路径赋予了监察改革的正当性。进一步深化监察改革需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着力设计监察权独立行使的限度、监察权反腐败全覆盖与人权保障、监察权同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衔接的法治化路径。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生态利益的法治逻辑维度考量

在法律利益谱系中,利益是从利益体系中剥离出来的。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利益,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人类对社会事物认识的加深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正当的利益形态,是生态系统对人的有用性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投影,以其有限性、正当性、价值性等特点,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议题,应纳入法律利益谱系,为生态利益持续的有效的供给提供制度化和权威性的保护。

制度环境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的行政法治逻辑解析——兼论国内几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

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加快,现行二元户籍制度所表现出的弊端愈加明显,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共识。实践中各具特色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素材,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应主要基于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从制度环境的视角出发,结合制度变迁历程,阐释户籍制度改革的行政法治趋向,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相关思路。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法治逻辑：理据与进路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存在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政治—企业"联系的存在普遍而客观,正视"政治—企业"联系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就能以一种更为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管窥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有企业的联系,并分析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政治意蕴和法理基础。考察中国的政党、阶级与所有制可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现在并且将来也会一以贯之,从国企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均可探源其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要将党组织内嵌国企治理放置于一种更为规范的进路来考察,可从注重党内法规、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立法律原则基准,分类参与区别对待等三个方面达致法治化、规范化。

监察权独立行使的法治逻辑

《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原则并在《监察法》中得以贯彻,这一原则规定既是对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反腐败全覆盖的成果确认,亦是监察权独立行使发挥监察功能与践行监察使命的制度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原则要求监察委员会遵循依法履职、独立行使、内部分工监督和外部制约配合的法治运行模式。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实现监察法治,不仅需要法治理论的支撑,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细化设计,完善监察权独立行使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清晰界定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人大监督的辩证关系问题;处理好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机构合署办公引发的国家监察权与党的监察权合二为一的权力行使方式问题;明晰监察权与检察权、审判权各个权力独立行使的边界衔接问题;妥当处理监察权与行政执法机关职能行使之间的配合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逻辑维度考量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逻辑的安定性特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关联。在识别与衡量判断中,法治逻辑关涉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多维的价值基础,需要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变迁与法律的至上性和安定性之间确认衡平向度与机制,以期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逻辑维度的制度依赖中得到规则化与系统化的建构。

流域生态“执法+司法”联动的法治逻辑、时空困境与优化路径——以长江流域为例

长江流域生态“执法+司法”联动可划归为提供建议型、共同办案型、案件移送型、联合会议型、便利诉讼型、监督引导型、辅助执行型七种类型。在生态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执法+司法”联动需以理念性逻辑、协调性逻辑、规范性逻辑为建构基础。从时空维度展开分析,发现联动实践中存在时序偏置、空间隔断的困厄,并基于这种困厄衍生出信息共享机制窒碍、法律主体角色含混的显性倾向。为契合流域生态“执法+司法”联动的法治逻辑表达,需要塑造流域生态执法、司法的多端联动法治理念;协调联通流域生态“执法+司法”联动的区域范围,并尝试规范设置联动主体间的治理边界,力避因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混同产生的制度逻辑错位。

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法治逻辑——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为例

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在法理正当性和制度规则上存在诸多问题。在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建设背景下,厘清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理论基础、法治风险及其规制路径的意义重大。自由法治国“守夜人”理念下禁止授权立法原理,非但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注解,反而成为服务行政和给付行政的羁绊,而社会法治国的发展为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提供了法理依据和正当基础。然而,缺乏民意的先天性不足与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制度缺陷尤其是侵犯人权的法治风险,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应当从注重行政法定原则的统摄运用,有效发挥行政均衡原则的调试功能,以及充分发挥程序正当原则的规制效力等三个层面建构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质量保障机制。

和谐社会的法治逻辑

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理想追求。人类农业文明之前的原始社会是在自然法則支配下的社会,人作为自然物的一员也是按照自然法则行事,物种间和谐有序。人定法的产生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却打破了原始的自然和谐。面对社会的不和谐,党中央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法律这一调解工具必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不仅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势在必行。

新疆“去极端化”工作中的法治逻辑及其展开

法律治理是现代社会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由于其规范、公示、民主、协商以及异质包容属性,其理应成为平衡调和"去极端化"工作中政治宗教多元异向的重要维度。在政治与宗教博弈互动下,结合新疆"去极端化"工作任务,通过法律治理各项措施的逐步深入,有效建立"极端主义"精准施策、识别、处置、定位的制度规范,最终"消除宗教极端氛围""铲除暴力恐怖生长土壤",为新疆乃至全国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试论民本政府成长的法治逻辑

建立一个以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民本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权力依法民赋是民本政府的生成基础;依法权用于民是民本政府成长的生命活力;以法治化责任矫正偏轨的权力行为是民本政府成长的必备条件。

粮食流通安全的法治逻辑和路径优化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国粮食流通实践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现行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在粮食流通的市场治理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治理具有弱规制性的现实情况下,粮食流通安全工作亟须法治化。本文首先审视粮食流通安全治理的法治逻轉,梳理粮食流通安全治理的手段,构建一般性分析框架,然后从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粮食产业发展、粮食产销合作、国际粮源基地建设等方面检视粮食流逋法治的实践,最后提出粮食流通法治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