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法社会学概观——聚焦国家与法的理性化

本文旨在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内容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解读,以进一步揭示相关学说的主要特征和贡献。总体而言,韦伯的学术思想脉络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梳理和把握,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和文明比较、官僚制与支配类型以及经济、法律的秩序原理。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主要与后两个维度的制度条件相关,尤其聚焦法的理性化进程。借助颇有特色的“理想型”社会科学方法,韦伯对法律合理化的历史演变做了类型化考察,建立了现代西方理性法的形式架构,并着重阐述了法律形式主义存续的理由和演变过程。韦伯也从自然法和职业法律家群体中找到了形式理性法之外的非形式化和法律变革的契机。另外,韦伯对传统中国的官僚机构和法律秩序,提出了“家产官僚制”“实质争议”等很有穿透力的问题或命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拓展,以推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持续发展。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

我国曾长期将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理解为“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实际上,韦伯学说中的“合法性”只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三种支配类型中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表现形式。韦伯没有将唯一的现代性支配类型——法理型支配作为一种区别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异质性支配形式,相反,他将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共同划分在恒常性支配结构当中,强调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的特殊性和必要作用。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可以化解当代法理型支配造成的行政僵化危机,所以,韦伯反对让合法性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他投向以法理型支配为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的是一种质疑且忧虑的目光。

卡理斯玛型还是法理型:新中国政治统治模式的变迁历程

人权保障和宪政制度的建构及其运行,依赖于政治统治模式的选择和变迁。在支配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中,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宪政结构中的统治支配模式,呈现出法理型支配初建、卡理斯玛型支配兴起和法理型支配重构的脉络。与此相应,新中国人权事业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以理性为基础的法理型支配与执政党的宗旨和理念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因此,社会主义法理型政治统治和人权保障在我国的最终建构是历史的必然。

理解支配与国家——从韦伯理论视角出发

随着现代世界理性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作为一个独立且对暴力手段具有合法垄断的个体,其行政机构对于权力如何规约民众,则显得尤为至关重要。韦伯从现代性、世俗性的角度出发对现代国家及其领导权进行研究,通过“理想类型”分析提出了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三种支配类型,其关于现代国家的讨论在政治学、社会学及组织学中都成为重要的分析概念。本文通过对韦伯“支配”概念的梳理、理解,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支配形式,以及其正当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