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错误同意效力新论:从“法益侵害违法”到“法益保护正当”

关于被害人认识错误的同意效力问题,全面无效说、原因和事实说过分追求行为人行为的客观违法性,造成对被害人主观能动性的忽视;法益关系错误说及其修正学说过于强调被害人主观状态陷于认识错误之下的能动性,忽略了客观认识错误状态对被害人决断的影响;折中说以法益关系错误说为核心的本质并未改变,对被害人主观意志受认识错误影响的价值判断涵括较窄。应当在因认识错误作出的同意均会导致法益受损的假定条件下,基于被害人客观性行为视角将以同意与否的真意表达为中心的法益侵害违法性判断转向被害人法益保护正当性判断,来妥善解决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引发的同意效力问题。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法益保护原则:立法批判功能的证伪

法益保护原则在我国刑法学中被塑造成在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解释功能、立法上具有构成要件批判功能的完美指导原则,但它根本无法承担反思犯罪化立法的任务。法益概念之所以被创立,正是为了迎合当时刑法典中存在的宗教伦理犯而以“法益”证成此类犯罪的保护目的,这导致法益概念自始具有形式性、开放性之特征,缺乏先天自由主义内涵,相关概念史的误解值得澄清。为摆脱实证性法益概念对立法的无力,形式法益被实质法益取代,但无论超实证法性还是宪法性的实质法益均无法为立法提供限制标准,刑法不必借助法益这一中介,这是它面临理论悖论和实践冷遇的根本原因。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刑法不会因违背法益保护原则而被宣布违宪,宪法保护范围、合宪性审查制度两大因素决定“目的正当”并不重要,对犯罪化立法只能在立法草案阶段通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法益保护手段进行事前监督,“手段正当”的评价标准直接源自宪法的比例原则,法益保护原则完全被包含于比例原则,因而法益可有可无、应被替换。

法益保护前置: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路径选择——以帮助行为正犯化为研究视角

食品安全领域犯罪频发,我国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粗疏,致使诸多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帮助行为规制遭遇困境。发达国家如美、德、日等国的刑法,通过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等路径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建构了从农田到餐桌的严密刑事法网,有力地保护了食品安全。我国刑法对侵害食品安全的帮助行为,立法上没有进行直接惩罚,实践中即使有帮助行为涉嫌食品安全犯罪,也是依据共犯等理论进行惩罚。食品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帮助行为的高风险性、惩罚帮助行为的依附性、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可行性,决定了我国刑法应以刑事法治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为前提,考量帮助行为和实质损害之间的规范关联性、帮助行为与实质损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帮助行为的风险系数等,在附条件情况下实现食品领域高风险帮助行为正犯化,严密食品安全保护刑事法网,保护民生。

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结论具有最终决定作用。通过刑法目的解释刑法才能实现刑法机能,使之同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相一致,并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要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探寻刑法的目的,从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探寻刑法目的。要区分刑法目的与目的解释方法,区分刑法目的与刑法的立法目的,区分刑法的主观保护目的与客观保护目的。解释刑法时,应当将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同时作为解释的对象,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运用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解释刑法。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二元法益保护谱系——基于新业态新模式新成果的观察

反不正当竞争法既保护特定商业成果,又保护一般性竞争法益,呈现出两位一体的二元法益保护格局,且两者在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范式上略有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既进行补充性法益保护,又进行"孵化性"法益保护。"孵化性"法益保护使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权利保护的"孵化器"、探索者和试验田,可在新业态新模式新商业成果的法益保护中发挥独特功能。一般性法益保护既沿袭保护商人与客户关系的传统,又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使反不正当竞争法能具有开阔保护视野和调整弹性,在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竞争生态系统等领域不断拓展调整空间。

基于法益保护位阶的刑法实质解释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及对法的正义性之期待,现代刑法必须重视法益保护优先性的价值。基于法益保护的优先性以及现代刑法优先保护国家安全、人身权利之规范目的的考虑,犯罪构成解释必须立足于实质解释立场,以法益保护位阶为基本划分而有所区别对待:当以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或价值性冲突犯罪在遭遇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难题时,刑法解释应该强化一种入罪或罪重解释。这是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现代刑法教义学的应有立场。

法益保护原则视阈下儿童色情制品持有入罪论

儿童色情业已成为一个严重侵害儿童权利的世界性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主要国家在刑事法律中,纷纷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对象之外,对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进行刑事规制。法益保护原则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原理,以法益保护原则视角分析,在我国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犯罪化具有正当性,应通过刑事立法将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论被许可人增值商标的法益保护路径——以“王老吉”商标争议案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商标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案件莫过于"王老吉"商标争议案,针对此案,理论界提出了添附理论、创设优先权理论、并存使用理论和不当得利理论等解决思路。基于对前述诸种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该案的最优解决方案应当是回到"许可使用"合同,使许可双方各得其所,许可人有权收回商标,被许可人亦可以利用另外的商标将商誉转回;同时为了公共利益,商标法上应创设缓冲期规则。

论财产罪的“所有”与“占有”——财产罪法益保护三原则之提倡

财产罪的法益保护应当尊重和维护社会财产秩序。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坚持"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罪的法益以所有权为核心,主张对占有权是否合法不作区分地施以消极保护,特别是对于所有权人侵犯被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情形,该学说对罪与非罪的认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受"所有权说"影响,我国刑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财产占有权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我国刑法应当在遵循财产罪法益保护三原则的基础上重构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保护"合法占有"和"具有相应权利外观的占有",合理控制私力救济的范围,构建更为健全的财产犯罪防控体系。

论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民刑交错视角下的法益保护论探讨

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可从“刑法解释论”和“刑法立法论”两种路径进行探讨。“刑法解释论”探讨路径以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为出发点,主要任务是揭示哪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之设置是以“数据权益”为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立法论”探讨路径是在刑法立法层面上探讨立法者为在刑法政策上实现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这一目的,动用刑罚禁止何种行为类型才具正当性的问题。然而,两种探讨路径都将依赖于“数据权益”的内涵确定以及法益格的认定问题,换言之,是刑法法益理论在数据权益刑法保护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民法典》第127条并非是关于数据的确权性规定,且在民法理论界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的状况下,“数据权益”内涵不明、法律属性不清导致其并不具备作为刑法保护客体的“法益”格。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类法益保护模式探讨路径,是对刑法法益保护方式的误读,并未触及“数据权益刑法保护”之规范层面问题的实质。“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探讨路径则不仅混淆了现象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数据犯罪”概念的界分,也由于没有论证“数据安全”如何能够构成刑法的保护法益,而导致结论过于武断。在理论探讨上,应该明确作为行为客体的物理层面上的“数据”概念与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层面上的“数据权益”概念之间的区别,据此明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在规范层面上是否构成新问题。

不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义务来源的品格矫正——基于法益保护与规范维持贯通的思考

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义务来源扩张的品格危险,应立于违法二元论的立场之上建构作为义务的二元实质标准对其进行品格修正。将法益保护与规范维持相贯通,实现事实考察与规范判断的双重关注。在因果关系支配可能性阶段,以法益保护为基点进行事实判断,考察作为义务成立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团结义务之合理信赖阶段,以规范维持为基点进行价值衡量,考察作为义务成立的实质基础。通过事实考察与规范衡量的双层过滤,确立密切信赖共同体的作为义务与临时危险共同体的作为义务。

想象竞合应数罪并罚--以法益保护为视角

通说与实务对想象竞合一般从一重处断,但是想象竞合侵害了数个法益且具有数个罪过,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对想象竞合不宜关注存在意义上的行为,而应当关注行为事实所具有的规范意义。适用数罪并罚并未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通说对“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解释存在偏差,从一重重处断也有不足之处,数罪并罚有利于法益保护,不会导致刑罚过重。

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与法益保护比较研究

在环境刑法中,不同的立法理念则能够体现出环境刑事立法制度的不同,从而反映出不同国家对于惩治环境犯罪的不同态度。而刑事立法理念的确立,则又直接影响着犯罪的法益保护问题。环境犯罪法益的变化发展,也反映出环境刑事立法理念的变更。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域外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基本呈现出人本主义思想向非人本主义思想的转变,在此影响下,环境刑法的法益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我国环境刑法的发展特点也是如此,但在环境犯罪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犯罪的既遂标准上,我国的环境刑法仍需要借鉴域外的相关先进立法经验。

金融诈骗罪立法评析——从法益保护和立法模式谈起

在法益保护方面,现行金融诈骗立法没有贯彻平等原则,对金融交易的双方没给予平等只注重保护金融机构利益而漠视客户利益,立法中应适当设置保护客户利益的条款;在立法模式方面,现行金融诈骗罪立法模式存在着很多弊端,因此,应修改金融诈骗罪立法,改变现在传统诈骗罪结果犯、目的犯的立法模式,而代之以行为犯的立法模式。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论我国刑事法益保护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融合

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之目的均致力于法益保护,人权保障,但由于两者违法性判断标准不一,单一适用将在个案上导致不当入罪。而中国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背景又要求刑法具有限制入罪的功能。因此,从我国刑事法益的保护来说,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价值论需要进行合理融合,以充分发挥两者之优势,规避其缺陷,并通过两次违法性判断,不断缩小犯罪圈。

法益保护视角下吸收犯的解构与回归——以自洗钱入罪为切入点

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行为人自洗钱的,由于侵害了不同法益或者多次侵害同一法益,因而不存在吸收关系,应数罪并罚。吸收犯在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不大;与牵连犯相互交织,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同时缺乏规范性、目的性思考。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等吸收关系类型都可以在犯罪论体系内得到消解。吸收关系可以回归于不法或责任层面。吸收犯之所以作为一罪处断,要么是存在不法评价的包含或者没有侵害新的法益,要么是某些行为对行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只要实质性、经验性地理解与运用犯罪构成,吸收犯的概念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益保护与道德衡量

近年以来,公众人物感情生活等隐私被媒体曝光的事件屡见不鲜,尽管社会各界积极呼吁保护公众人物隐私,但是在国内法律中仅仅是把隐私权概括的规定在人格权的范围之中,隐私权的概念、内容、范围仍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局限性。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扩大、公民的侵权行为泛滥,不仅影响公众人物的日常社会生活,也不利于司法公正。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演进,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已经逐渐成为隐私权中重要问题。因此,合理界定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内涵,针对公众人物地位的特殊性设计出适合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

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及其限制

刑法的重要功能是法益保护,也是刑法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指导原则。法益概念的实质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因此刑法保护的实质内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调整。法益的含义应当符合刑法的目的要求,法益保护的边界应当遵从刑法的基本原理,法益保护的效果应当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