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频视角的中美豆类期货特质性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在国际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识别和监管中国大豆市场面临的外部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极差波动率,运用TVP-FAVAR-DY模型,研究了中美豆类期货市场特质性波动溢出效应,并揭示了时频视角下豆类期货波动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相对于收益率波动率,极差波动率能更好地捕捉极端波动风险;特质性波动成分对原序列的解释力强于公共波动成分;美国大豆期货在时域和高频波动溢出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豆油期货在中频和低频波动溢出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时域波动溢出效应与高频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对中频和低频波动溢出效应的刻画能力有限;除了美国大豆期货,美国豆粕期货也成为中短期重要的波动溢出传递者。相关短线交易者、长期投资者和风险监管部门,均有必要增加对极差波动率、特质性波动成分和频域视角的关注。

中国股市与债市间的极值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股市与债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两大核心支柱,其波动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指数数据,在波动率建模的基础上,利用QVAR模型对两类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股市与债市波动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股市与债市波动率在各分位数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当市场波动处于高分位时,这种效应更为突出。整体而言,股市扮演着波动净传递者的角色,这意味着股市的波动往往先于债市,并对债市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当金融市场遭遇重大社会经济事件冲击时,部分投资者倾向于转向相对稳定的国债市场寻求避险,这一现象加剧了国债市场承受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无论是在静态还是动态分析框架下,企业债市场始终扮演着波动净接受者的角色,且在各分位点上均表现出这一特性,显示出企业债市场在面对外部波动时的相对脆弱性。

宏观不确定性与资产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模型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价格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期货类金融市场影响越来越显著。研究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溢出影响,对加速农林产品金融化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农林产品期货市场管理价格风险的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2018—2023年棕榈油、豆油和菜油农产品期货指数的月度数据,上证综合指数的月度数据以及PPI、EPU、PMI月度数据的宏观经济数据,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的作用路径,构建VAR-BEKK-GARCH模型考察宏观不确定性对棕榈油等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价格的传导关系和风险波动溢出效应变化。结果表明:(1)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价格具有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且通常是该波动溢出的风险传递者;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的Jarque-Bera统计量来看,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三种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指数收益率分别为496.39、975.02和647.07,指数变化率序列都不服从正态分布。(2)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最强;指数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3)在极端事件冲击下,油脂类农林产品期货价格对中国期货价格波动的依赖性较强,并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政策制定者应借助溢出效应的分析结果,采取相应的监管和干预措施,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中国农林产品期货市场建立风险监控、预警机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国、巴西、俄罗斯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率分析的多元BEKK-GARCH模型

互联互通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动力源,在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同时,也加深了各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中国与巴西、俄罗斯作为经济合作程度较高,三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很多相似的特征。因此,研究中国、巴西、俄罗斯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选取中证500指数、巴西IBOVESPA指数、俄罗斯RTS指数,作为中国内地、巴西、俄罗斯股票市场的代表,对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收益率序列做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仅有俄罗斯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动是中国股票市场、巴西股票市场收益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BEKK-GARCH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巴西、俄罗斯的股票市场都体现出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溢出效应,并且中国与巴西股票市场、中国与俄罗斯股票市场、巴西与俄罗斯股票市场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将小波分析引入研究,与多元BEKK-GARCH(1,1)模型相结合,把三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序列分解为不同尺度的信号,对应建立不同交易周期下的波动溢出效应模型。结果发现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下,三个股票市场相互之间依然显著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文章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股票市场间的溢出关系,完善监管体制,并且出台抵御市场剧烈波动的政策。同时,又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提醒投资者不要忽视高关联程度的股票市场的重要信息。

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先从金融管制、信息溢出、投资者行为等入手分析波动间溢出效应存在的机理,然后运用多变量EGARCH模型,对利率与沪深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利率与沪深股市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说明中国金融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碳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先后建立了七个区域性碳市场。研究中国碳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有助于发现在碳市场运行初期起价格引导作用的区域市场,为其它地区碳市场的发展和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提供建议。本文选择广东、湖北和深圳三个交易量最大的区域碳市场为样本,利用多元GARCH(1,1)-BEKK模型,检验其波动溢出效应。为了消除履约期的影响,本文根据履约期将样本划分为阶段一(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和阶段二(2015年7月1日—2016年7月19日),分阶段进行了检验,并从市场有效性的视角解释了检验结果。波动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阶段一内,广东碳市场对湖北碳市场、湖北碳市场对深圳碳市场、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分别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在阶段二内,只存在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在整个样本期内,只存在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方差比的市场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阶段一、阶段二或整个样本期,三个碳市场均没有达到弱式有效。本文进一步在多重分形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多重分形谱宽度,比较了三个碳市场的非有效性程度,结果显示:在阶段一、阶段二和整个样本期,三个碳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分别为:湖北>广东>深圳、深圳>湖北>广东、广东>深圳>湖北。可见,三个碳市场早期的波动溢出效应不完全符合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而较晚期的波动溢出效应符合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这证明了中国碳市场在阶段二相比阶段一更为成熟。本文最后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及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BEEK-GARCH模型的证据

以沪深300股指期货自推出至今的1分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BEEK-GARCH模型量化沪深300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及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期货市场成立初期并未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这一现象随着市场成熟度增加而逐渐改善,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过程中占主要地位.通过GARCH模型对收益率调整过程进行估计,发现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短期内表现出均值回归;长期来看,误差修正项系数显著异于0,符合调整的负反馈性质,价格偏差会被纠正从而达到长期均衡.

上海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向量GARCH模型考察上海和伦敦两个期铜市场间收益率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期铜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分阶段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2001年前两个市场间,仅存在伦敦期铜市场对上海期铜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而2001年后,两个市场的联系加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应用向量GARCH模型检验了我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波动的关系,并且将情绪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类,分别探讨其对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其中,理性情绪与非理性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相反;改革后,情绪与组合收益间的波动关系明显减弱。投资者情绪变化与股票收益较强的相关性对于把握市场信息的传递过程以及预测未来股票收益波动具有现实意义。

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利用1995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中国上证综指对数收益率和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周数据,通过建立DCC-MGARCH模型和VARMA-BEKK-MGARCH模型考察股票市场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相关性和双向波动溢出效应。DCC-MGARCH模型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该相关性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且总体表现为负相关。VARMA-BEKK-MGARCH模型结果表明,就短期而言,中国股票市场与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但就长期而言,两者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不对称性,即只存在股市向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溢出,而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不具有持续性。

我国有色金属期货波动溢出效应研究--以SHFE的铜和铝为例

金融市场中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对资产组合配置、金融风险防范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以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期铜和期铝为例,运用多变量GARCH-BEKK模型研究了我国有色金属期货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并分别在标准残差服从正态分布和学生t-分布假设下,进行模型拟合效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期铜和期铝收益率序列存在显著的条件异方差特征,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t-分布假设下GARCH-BEKK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不同行业与金融系统的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技术,结合CoVaR法,研究国内银行业、保险业、多元金融服务业及房地产行业与金融系统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行业的波动都会显著增加金融系统的CoVaR,但风险贡献有差异,存在行业到金融系统的波动溢出现象,从敏感性来看,金融系统对银行业最敏感;行业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行业之间的△CoVaR反映各个行业间的业务关系及金融市场发展的格局和态势。

白银市场与黄金市场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白银和黄金投资日渐成为投资者的重要选择,也是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在总结其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6年10月31日到2010年12月31日的日数据,建立相应的ARCH族模型对白银和黄金两种贵金属收益率的波动性、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其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贵金属均具有显著的方差时变性及新息对波动冲击的持久性,且白银的整体的波动性大于黄金;GARCH(1,1)模型能够很好地消除其ARCH效应;两种贵金属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且都是利好消息引起的波动大于同等利空消息引起的波动;两种贵金属存在相互影响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黄金对白银影响大于白银对黄金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投资者采取合理的投资策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人民币汇率与股价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视角，采用2005～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上证综合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将时间轴分为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危机时期和后金融危机时期，基于向量自回归多元GARCH模型考察了人民币汇率与股价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与股价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人民币汇率和股价在波动率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上具有不同表现。

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VAR模型和GARCH模型对中国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动态相关性,也不存在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中央银行没有必要用货币政策去直接调控房地产价格。

中国利率与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多变量EGARCH模型分别对中国利率与沪深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对利率收益率有着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利率与沪深股市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除了利率对深圳市场的方向外,其他方向的波动溢出均存在着不对称性。

基于Copula函数的中美大豆期货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时变二元正态Copula模型,分析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对相关关系做了变结构点的诊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在金融危机前后,相关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波动溢出效应对准确了解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构造溢出指数

已有的文献多是通过脉冲响应来刻画溢出效应,该方法得到的溢出效应不具有连续性,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缺陷。而本文则是通过构建溢出指数的方法来衡量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的溢出效应,它能够从溢出指数走势特征中提取股市对信息的反应,可以辅助投资者预判市场走势,做好资产配置准备。研究发现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特征明显,收益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高点,而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低点。

金融危机前后C5航线远期运费波动溢出效应比较

基于远期运费协议(Forward Freight Agreement,FFA)市场与干散货运输实体市场间的波动溢出关系对正确评价FFA市场的效率及企业是否参与该市场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用AR,VAR和VEC所提取的均值方程残差作为溢出因子代入GARCH和EGARCH波动方程中,以考察C5航线在金融危机前后波动溢出效应的变化.主要的实证结论:该航线的远期和即期存在双向波动溢出;远期对即期的波动溢出在金融危机后获得加强;远期的当期残差在各阶段的溢出强度远远高于滞后一期的残差,说明当天的远期信息深度影响着当天的即期实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