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从心本论到身本论的体悟和实践——徐樾传承发展泰州学派贡献研究

在泰州学派传承发展过程中,徐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学术思想上,他是心斋大成学衣钵传人,亲身经历了明代理学从心本论向身本论转变过程,传承发展了“百姓日用即道”等理念;在学术影响上,将泰州学派从淮南一隅拓展至江西、贵州、山东、湖南、四川、福建等地;在学术传承上,泰州学派诸多后学,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孙应鳌、张后觉、赵贞吉、邓豁渠等都与其有着各种关联,徐樾是泰州学派传承发展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历程印证了“尊身立本”的重要性。

晚明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简论

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促进了平民儒学化思潮在晚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成、流行和发展。王艮、王栋和王襞,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素有“淮南王氏三贤”之称。“王氏三贤”的诗歌从百姓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面向民众并敦化民俗,是社会转型期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范例。他们的艺文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其中蕴含的泰州义理为晚明通俗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空间。“王氏三贤”诗歌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示了“淮南心学”与文学如何一步步走向协调统一的过程。

激活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思想的当代价值

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其学说和实践,深入地影响了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心理,是儒学逐渐向基层百姓延伸的重要节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民本思想,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观照现实世界,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着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启示——以泰州学派为论域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内含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萌芽,其“以身为天地之本”的观点体现了人民立场,“学而乐、乐而学”的教育思想表达了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思想文化。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与开展统一战线的要求具有契合性,对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团结人心、凝聚力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根植泰州学派的“M-IT课堂”区域实践

泰州学派的平等思想、身本思想、自由思想、乐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姜堰教育。姜堰在推进根植泰州学派的“M-IT课堂”中,将“意义学习”作为最高境界,建构了“M-IT课堂”的教学范式,并将“有技术、有意思、有意义、有品质”作为新时代“M-IT课堂”的重要特征。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汲取泰州学派的思想精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江苏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汲取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为“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崭新征程给予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担当。

本体的质变与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探析——以王艮与王栋对《大学》的诠释为线索

王阳明基于良知说,将《大学》“三纲领”中的至善与明德皆释为良知,“八条目”则被统摄进致良知的工夫内。王艮则基于他的安身说将至善与明德区别训释,以明德训良知,以至善释安身。事实上,当王艮将至善与明德区分开训释时,就在客观上构成了对阳明学的动摇,使阳明学的本体发生质变,这种质变也成为引导后来泰州学者进行思想创造的问题基础。王栋继承王艮的安身说,重新对“八条目”中的“诚意”进行解释,以意作为心学的本体,既解决了王艮基于安身说释《大学》所产生的问题,又对阳明学本体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改造,并最终使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成型。王艮与王栋均以自身的思想为根基对《大学》进行诠释,通过这一诠释,能够重新认识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与义理演进,并有助于从整体上重新理解泰州学派在晚明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泰州学派经世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启蒙价值

泰州学派的经世实践主要包括讲学论道和治理宗族。借讲学论道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古代论道与经世合一的传统以及王艮的明哲保身论。入仕和讲学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经世途径。根据明哲保身论,身为天地中心,故而不应危身于仕途,而应将淑世情怀寄托于讲学;身与道合一,安身即是行道,作为安身方式的讲学可以经邦济世。借治理宗族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孔孟以情感论证家庭伦理的思路和《大学》由齐家到平天下的理论链条,齐家应以个体的身与情为基础。这些思想的启蒙价值主要表现为高扬个体意识、提升道德的自主性。

天性禀赋与地情世情的集成——“泰州学派”诞生的必然性探究

泰州学派师承“阳明心学”,从“格物致知”出发,主张“百姓日用即为道”,将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列,视大众衣食住行、自然欲求为“圣人之道”,倡导建立“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社会。由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平等性,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学说甫一问世,即为士农工商各阶层广泛接受。

泰州学派狂思想再探

阳明后学中的泰州一脉,向来以狂闻名于世。然究其狂之原因,却言人人殊,仁智互见。泰州学派狂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理论、现实与情怀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阳明心学和良知现成思想给予狂以理论支撑,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给予狂以现实依据,而泰州学者胸怀天下、淑世济民的理想情怀则给予狂以内在动力与鼓舞。泰州学派的狂虽具有某种解放或启蒙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泰州学派脱离了儒学传统,实际上这种“启蒙”或者“解放”仍然是发生在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革新运动。

浅谈泰州学派“侠”的美学精神

作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哲学学派,泰州学派是“尚侠”的学派,言必称“侠义”“英雄“”豪杰”,且以非凡的举动践行豪侠之实。对泰州学派而言,“侠”不是讲学或结社的手段,而是“万物一体”“心性自然论”最完全的体现。本文通过“拯世济民,主动担当;急人之难,侠肝义胆;真性情,天然率性”这三个特征,来分析泰州学派“侠”的内涵,揭示泰州学派在将儒学平民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侠”的美学精神。“侠”的美学精神与儒学发展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平民意识,即来源于民众生活,并最终走向民众生活。

游走在心学与文学之间的诗歌创作——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研究

泰州学派王氏三贤的诗歌除了数量增加、题材扩大等显性变化外,诗歌暗藏着一条发展变化脉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诗说理味最为浓厚,王栋亦持此风格略有变化,到王襞逐渐有淡化说理走向抒情的倾向。此种发展变化主要与创作主体人生经历与人生理想有关。

明代泰州学派与“侠”略论

泰州学派是明代心学流变中特殊的一脉,其思想游离于传统价值观之外,饱受争议却又颇具魅力。分析泰州学派种种"出位"言行的产生原因,备受其推崇的侠精神之作用不可小觑,可以说,正是尚侠的理念引领他们在心学"异端"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深刻地影响了其思想言行以及后来的文风。同时,侠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元素经由泰州学派之手,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先前的特征,不仅与心学紧密联系,更与儒家、佛家思想交相辉映,在实践层面、思想层面和文学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的序中就明确说,“泰州之后,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认为泰州学派的后来发展已经突破了名教的束缚。由于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他们的著作又多散失,故现代学者往往由黄宗羲的断语,而认定泰州学派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反抗。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历史影响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平民教育家。王艮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平民化特征表现为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大众化,表现为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世俗化,还表现为讲学传道方式的实践性和民本化。综观王艮一生,是从事平民教育的一生,是讲学传道的一生。他终身不仕,把毕生精力献给平凡而伟大的教育事业,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代平民化学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轮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狂:泰州学派的审美归趋

泰州学派发扬光大了王学“狂”的本色。创始人王艮以“大人造命”开拓主体自由的审美心意;颜钧的“制欲非体仁”毫无忌惮地承认欲望之美;何心隐的“育欲”与“寡欲”则转向实践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狂热情感。“狂”围绕着主体心、性、情、欲的觉醒、生长这一核心发生变异、转换和断裂。“狂”是放纵感官享乐的欲望结构与渴求理想实现的情感结构之间生成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