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洪武朝“抄札”则例的演变

明代对重犯家口及家财进行抄没的行为称为“抄札”。自汉景帝至元顺帝以来,对这一惩处的称谓都相对固定,也就是刑罚体系中的“籍没”。明太祖在“遵唐旧”的大背景下却单单在此特立独行,显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将“抄札”在明代洪武朝的演变与朱元璋人物特性及当时政局相关联,不难发现“抄札”之所以能替代“籍没”,甚至成为明代的一项则例,不仅由于朱元璋深受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地区大行籍没的影响,想要以此展现其对权力的掌控;更是在于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深切思虑。“抄札”随着明代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抄札”细则的增补、“抄札”则例的定型、差人前去“抄札”的变更等各项内容的动态调整,处处体现着朱元璋在国家治理中“明刑弼教”和整顿吏治的初心,以及明代法治与人治的有机结合。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以所见明太祖亲撰外交诏令为主,结合明人关于文体的阐述,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逐一举证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明代冕服制度的确立与洪武朝调整动因浅析

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冕服制度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著称于世,它既是古代国家服饰制度的出色代表,又是传统礼仪文化的完美化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主要由朱元璋精心打造起来的明代冕服制度,虽然相比周代和唐代、宋代其使用范围被大幅缩减,但冕服制度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朱元璋通过明初冕服制度的建立和随后数次冕制的更定来加强、巩固统治,向有利于他突出皇权皇威的目的不断迈进。本文仅对明初冕服制度的确立及动因和随后在洪武朝内发生的若干次冕服制度调整内容及动因进行初步分析。

明洪武朝哈密研究二题

通过对明洪武时期故元兀纳失里大王的考察,可以认为北元灭亡后,兀纳失里大王成为漠北西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但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入贡,并非《明史·哈梅里传》所言是受哈梅里兀纳失里大王所遣。而且,本为故元出伯系的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其继承宽彻系肃王王号的时间,疑在洪武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之间。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征讨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之事,应是兀纳失里遣兵寇边所致。

明代诏令文本的原貌与流变——以洪武朝为中心

诏令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始资料,明代诏令文献数量众多,一通明帝诏令可能同时收录于诏令集、明人文集、官修史书、外国文献等多种不同的文献中,其在各种类型文献中的面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何种文献所保存的诏令最接近颁布时的原貌是一个重要问题。有明一代洪武朝诏令保留较多,分散较广,对比分析《明太祖御笔》《明太祖御制文集》《皇明诏令》《皇明诏制》《王忠文公集》《明实录》《高丽史》等文献中所见的诏令,可见诏令在初稿、颁布、被史料收录等各阶段由于撰者修改、传写讹误、收录者有意改动等原因而产生的文本流变。

明洪武朝沙州史新探

自洪武五年战争结束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维持在凉州一线。此时,明朝西北经略的重点在祁连山山脉以南,以安定卫为代表的地区。当安定卫被朵儿只巴攻破之后,明朝才逐渐转向以河西走廊为重点。此时的沙州仍然扮演了北元与青藏高原、云南联络的关键点角色。洪武十六年之后,沙州地方势力与明朝的关系开始改善,沙州多次派出使臣入明。基于洪武朝早期沙州的表现,明朝对其政治动向始终心怀疑虑。沙州的地理位置和长期边缘化特征,导致它很难引起中原王朝更大的兴趣,也不会成为日后经营边疆的重点。

试论洪武朝对国子监生的使用、原因及影响

在洪武朝 ,明太祖大规模的使用国子监生为官任教差遣历事伴读等 ,使国子监生活跃在洪武朝的各个舞台上 ,这与洪武朝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明太祖本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明太祖成功的使用国子监生不仅对洪武朝而且对随后的永乐诸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些具体的使用和培养国子监生的制度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明代洪武朝宦官知识化研究

明代宦官参政有别于汉唐,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以宦官知识化为先决条件。其知识化进程可上溯至洪武朝,并非通常所谓的永乐、宣德朝。在知识化进程中,识字宦官逐步走向各内廷机构,职掌重要监衙,成为知识型宦官早期群体。这类宦官的活动,对于明代皇权政治、国家治理的影响日渐深远,某种程度上可说,明朝以“皇权为绝对中心,内外廷制衡合作”的权力运行机制由此启幕。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明洪武朝瑜伽教僧规范化历程及其原因探究

明代洪武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极为关键的转折期。龙兴寺是明洪武时期教僧专职化以后,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实践官方规范化的瑜伽科仪真言的应赴教寺,寺院住持文彬即是当时瑜伽显密法事的主要修订起草人。明初瑜伽法事规范化,既有以佛教慈悲清净、"因果报应"之说来净化世道人心、辅翼国家治理、维持社会安定的政治层面的考量,同时又有满足社会各个阶层需求,以宗教精神慰藉人心的特殊需求。

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

明洪武朝对元代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多有借鉴 ,实施“因俗以治” ,册封藏传佛教各派势力 ,从而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洪武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对以后明永乐等朝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明太祖朱元璋自起兵反元,至统一天下的三十余年,非常注重古今史事对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并重教化,大兴文治。在洪武一朝,朱元璋下令编集纂修了大量图书,如修《元史》、纂《洪武正韵》等书,其中以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占了很大比例,编修之频繁、成书数量之多,为历代各王朝所罕见,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史以鉴”的内容,对明代政治、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并予以探讨。首先,我们把这类性质的书敕编的时间、成书经过、大致内容、简要胪列如下,以见其大概。

明洪武朝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明朝洪武年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两个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这种主要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它的最高形式,即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本文试图从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实录——明实录——入手,旁涉洪武朝我国南方各族的有关材料,进行粗略分析,从而表述我们对“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的矛盾普遍性规律的一点浅识。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试论洪武朝开中法的创兴

开中法是明朝政府通过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输纳以粮食为主兼及茶、马、棉布、货币诸种军需民用品到全国各指定仓储,然后换取盐引支盐销售获利,进而解决国家军饷、赈灾、救荒、济漕等多种社会需要的一种进步制度。此制渊源于北宋的“折中”法,但其内容和实施范围远比宋朝广泛。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开中法由山西行省率先倡议施行,旋即得到明太祖的批准,并迅速推广到全国。洪武之后,开中法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边储的需要逐渐由纳米中盐。

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

明朝开国首开礼乐二局以重建礼乐规范,本着制乐以节乐的礼乐原则和功利性的礼乐观,洪武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乐制作,如制定礼书乐典,设立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礼乐机构,建立以教坊司为核心的乐籍制度等,意在通过礼乐制作,将本属于俗乐的乐府小令、杂剧百戏等纳入到雅乐系统,以雅乐规范俗乐,并最终实现礼乐一统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礼乐制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杂剧戏曲等俗乐的兴起开了方便之门,宫廷戏剧在洪武朝开始趋于复苏。

试论泰山与嵩山在明洪武朝祀典中的地位变化

泰山有“五岳独尊”之称,但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有两次明显的变动:一次是在唐代,一次是在明代。这两次较为明显的变动都与中岳嵩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的封于嵩山,打破了泰山独享封禅仪式的局面。明洪武元年皇帝亲祀汴梁之神、十年李善长祀中岳的祭祀大臣配置,均透露出朱元璋曾欲建都河南而做礼制上的准备,这也影响到了泰山祀典地位的变动。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