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十二届南海区域合作论坛在海口成功举办

2024年6月28日至30日,由海南大学主办,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及海南大学“海洋治理体系研究团队”共同承办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十二届南海区域合作论坛在海口隆重召开。本次论坛以“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中国式海洋强国建设,以海洋外交推进全球海洋合作治理”为主题,来自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国防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海南大学等4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20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解码中美全球海洋战略:困境中的共存之道

在全球海洋治理重要性日益提升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作为海洋大国,其海洋战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两国在海洋资源开发、航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作用举足轻重,对全球海洋治理和安全至关重要。随着全球海洋问题日益突出,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合作与竞争并存将成为常态。两国需要深化对海洋战略的理解,审慎评估自身行动的战略影响。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模式的选择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而海洋新兴产业是其重要组成和发展制高点。与其他产业发展路径一样,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资源投入包括科技、企业、土地、资金以及市场等,不同投入方式将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打造核心发展路径,塑造产业发展壁垒,将是未来海洋城市竞合的要点。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模式选择的构建策略,结合宁波的地理条件及发展优势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模式的认识,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产业链视角下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

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厦门海洋强市的战略选择。首先分析了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随后在对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发展路线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挖掘出其产业链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但产业链整体存在着集聚程度低、研发能力弱、金融支撑不足、市场开拓能力欠缺等问题。应加快建立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长制”、完善涉海企业招商机制、构建海洋融资保障体系、优化海洋人才引进及培育机制并深化海洋开放合作,以促进厦门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发展壮大。

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视域下国家海洋战略解析——以日本为例

在中国经略海洋的重要发展时期,海洋战略成为国内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基本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海洋战略是人海关系互动的秩序化外显.基于人海关系这一地理学核心内涵,融合政治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成果,在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机制下,通过自然子系统、人文子系统、关系子系统的建成元素对日本国家海洋战略影响因素进行解构分析,并最终构成“战略环境—战略观念—战略目标—战略实践”为战略闭环的国家海洋战略分析框架.(1)自然子系统:从自然地理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三个方面出发,对日本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状况进行评价.(2)人文子系统:从国民特性、海洋产业、国家权力和地缘结构多方面对日本人文地理环境进行探析.(3)关系子系统:①观念层次:从海洋观念、地缘政治想象、国家利益等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日本海洋战略制定;②行为层次: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对21世纪日本海洋战略实践进行简要分析.将理论与实证案例相结合,以期推进人海关系的战略化解读,为探究国家海洋战略影响因素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读模式.

印度海洋战略外交新动向:寻求网络性权力的实践

本文从国际实践理论视角解读了印度海洋战略外交新动向,重点探析了印度积极寻求网络性权力的实践。印度海洋战略外交寻求网络性权力实践的类型多样,包含主导型、互惠型、参与型三种不同的网络性权力,其成效各异。近十年来,印度寻求网络性权力的海洋战略外交进程呈现新特征,如重视构建以“海域态势感知”为核心的情报与信息共享网络以及重视参与构建各类“印太”小多边网络等。总体来看,这些实践是印度基于若干新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动,不仅受到印度(施动者)自身因素影响,也受到结构因素影响。网络性权力的特殊性在助力印度增强海洋领域的实力和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包括帮助印度更好地开展各类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交换等。印度对网络性权力的偏好正日益增强,但自身实力不足以及网络兼容问题等因素决定了印度通过海洋战略外交能获取的网络性权力是有限度的,其类型选择也更多为“参与型”或“互惠型”而非“主导型”。在“印太”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网络中印度的相关实践与其他行为者的实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对中国的复杂影响值得关注。

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驱动效应测算及驱动要素分解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海洋高新技术为基础,技术创新是驱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引擎。首先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从时间维度估计技术创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对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和短期驱动效应及差异;然后运用RBF-DEMATEL方法对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要素进行分解、筛选及评价,并对关键要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技术创新是当前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创新的驱动效应小于资本,创新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不足制约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其中政府重视程度、知识型服务业支持度以及其他海洋产业的技术溢出是影响创新驱动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最后以技术创新作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

强化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

开发海洋一直是世界强国的核心战略目标,而海洋科技是推动海洋开发的第一生产力。建立强大的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掌握科技创新主动权,已成为世界各海洋强国赢得海洋话语权的战略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开发海洋一直是世界强国的核心战略目标,而海洋科技是推动海洋开发的第一生产力。建立强大的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掌握科技创新主动权,已成为世界各海洋强国赢得海洋话语权的战略共识。

观念约束与行为偏好: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与中俄海洋合作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秉持“重返世界大洋”的海洋战略观,将整个世界大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纳入国家利益体系,以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构建综合性海洋潜力,同时安全忧患和对抗意识随着地缘形势变化逐步超越了发展诉求。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观念约束突出表现为海洋经略目标与手段失衡、经略维度中安全与发展失衡、历史情怀与现实利益难以和解。受其影响,俄罗斯海洋实践活动呈现以建设海洋军事力量为核心、海洋经济活动处于薄弱地位的行为偏好。在上述认知基础上,中俄海洋合作可在相互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基础上兼顾各自行为偏好,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国家海洋战略教育:海洋教育实践推进的新视域

国家海洋战略教育是从国家层面在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等领域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大中小学生开展的以提升海洋意识和培育海洋素养为目标的教育活动的总和,包括专业海洋教育、学校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科技海洋教育、产业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教育等内容,总体目标指向培育海洋国家意识、锻造新型海洋观。战略教育的核心是学校海洋教育,难点是社会海洋教育,着力点是文化海洋教育。新型海洋观的价值核心是向海定陆、由海向洋,海洋国家意识在于海洋国家的思维意识,“海洋-国家-教科书”是深入推进海洋战略教育的关键逻辑。从儿童启蒙出发,讲好中国海洋故事,构建国民海洋图景。从“愿意听”到“听得懂”建构中国立场的海洋话语体系,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家校社一体的海洋战略教育推进体系。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策略研究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天然具备对外开放和全球视野的产业,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需求,参与国际分工,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各类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且部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形成集聚发展态势,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奠定了发展基础,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存在提出的时间短、国际协作机制不完善、政策支持不够成熟等问题,下一步,可从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开发融合、人才体系构建、多元融资机制建立等方面制定适合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具体策略,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引领。

现代日本海洋战略发展过程考析

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海洋战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随着国际环境和海洋政经形势的发展,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也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样貌特征。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海洋战略重点关注海洋贸易、海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呈现出“重海洋经贸、强航海科技”的样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强化海洋安全的同时,出现了“重海洋保护、与海洋共生”发展倾向性。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其海洋战略的制定、海洋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相关部门深入解读和研究日本新近海洋政策,对其海洋战略转变和未来发展动向做出准确预判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对于推进中日两国在海洋环保、海洋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也具重要启示意义。

中学地理教学渗透海洋战略的教育价值与策略

海洋战略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待海洋的基本态度和行动方向。将我国海洋战略融入中学地理教学有利于学生直观理解国家发展战略,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举措,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研究认为,在中学地理教学中融入我国海洋战略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一是结合课程内容,渗透我国海洋战略理念与举措;二是结合海洋时事新闻,开展相关探究活动;三是科学利用高中地理选修模块“海洋地理”课程内容,开展海洋战略主题研讨活动。

环境规制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现阶段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重规模、轻创新”低端发展的现实,因而陷入“环境—经济怪圈”。为此,政府实施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期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倒逼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基于此,本文根据2013—2019年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海洋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研究可为政府部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指导,以激励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现代海权与国家海洋战略

经济全球化时代 ,对以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制海权维度为切入点而形成的传统海权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作者认为 ,必须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和海洋能力为切入点转换海权形成机理的探寻维度。基于海权资源、海洋战略和海洋能力的现代海权理论的内在形成机理是 :国家通过动态的海军和海洋战略整合静态的海权基础资源 ,不断创新 ,实现着国家控制海洋、利用海洋、由海向陆的能力 ,促进国家繁荣昌盛 ,并最终形成在海洋中现实的、随时可用的强制能力。

从海权大国向海权强国的转变--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海洋战略

在一战时期,美国抓住机遇实施海洋扩张战略,利用战争之机,迅速扩展海军实力;利用参加欧战之机,建立了完善的大西洋护航体系;适应战争的需要,努力提升海运能力,发展海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提升了综合国力。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已拥有与英国海军实力相当的两洋舰队,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为二战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论印度的海洋战略传统与现代海洋安全思想

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印度的海洋战略传统深受南亚次大陆内部政治生态、所处的地缘安全环境和海洋实践活动的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历史变化,即印度的印度洋时代或曰经典时代、西方的印度洋霸权时代或曰达·伽马时代和现当代三个时期。在海洋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印度海洋战略传统和海洋安全思想,已经深深嵌入印度的战略文化之中,并对每一时期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不少地区和国家抢占的战略制高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升海洋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基础上,利用钻石模型,综合考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提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基准,构建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结合我国海洋产业统计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应当选择海洋油气业、海洋电力业和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作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周边国家海洋战略的调整和我国对策的思考

近年来,海洋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的"蓝色革命"。我国的周边国家也在根据本国国情和地区局势,制定和调整本国的海洋战略。本文在分析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应对策略的思考。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模型与应用研究——以广东为实证

本文基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系统、流程和政策特性,构建一个融合培育系统、培育机制和培育政策的产业培育模型,并基于广东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基础,在培育系统构建、培育机制优化和培育政策建议三个层面进行模型应用的实证分析,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困扰当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