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系强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异质性调节效应--基于流通集聚外部性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流通集聚外部性视角,实证研究网络关系强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异质性调节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网络关系强度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正向相关,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分位数回归表明,流通产业集聚度及其平方项与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性显著,且平方项的正向相关性随分位数增加不断降低,网络关系强度在25%以上分位数的检验结果显著,且随分位数增加而不断提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控制交互项后的流通产业集聚、网络关系强度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及正向相关关系依然成立,网络关系强度在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中存在“U”型调节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东、中部地区流通产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强度在西部地区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关系中发挥直接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发挥间接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的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效应均明显。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先从理论上阐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然后采用2006-2019年我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展开经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因此,在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更快实现对居民消费率提升的同时,也要有所侧重地强化其生产率获得效应,弱化其技能偏向性特性,放大人工智能技术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性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对钱纳里标准模型的再检验

在钱纳里标准模型提出半个多世纪以后,本文基于全球153个国家(地区)1960-2020年的样本数据和2000-2021年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再次使用钱纳里设计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除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和整体样本中都存在,这一发展规律也适用于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变化情况。钱纳里模型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用于理解与预测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港澳台地区除外),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资收入占比提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率提升,而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提升反而对居民消费率产生抑制作用;从区域差异角度来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经营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反而产生抑制作用;转移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提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不显著。

河北省当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消费率明显偏低。河北省消费率偏低是城市化水平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等多因素造成的。应从提高收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等几方面入手,提高当前消费率,促进河北经济健康发展。

家庭内部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当前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年人口比却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这一结论经过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少儿人口比和老年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低收入组家庭及健康状况较好家庭的老年人口比的上升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家庭、中部地区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及低教育程度家庭中是显著的。本文的结论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为扩大居民消费的路径提供了研究依据,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应着力提高农民消费率

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一大因素。提高居民消费率应着力提高农民消费率。提高农民消费率的途径很多,但应主要通过适时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还应较大幅度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此外,应大力培育发展农产品交易市场,让农产品从滞销变畅销以实现农产品的价值。

政策工具组合、居民消费率与宏观杠杆率——一个包含土地财政框架的NK-DSGE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市场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土地财政背景下,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对居民消费率、宏观杠杆率与总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宽松性利率政策的组合,可以熨平经济波动;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提振居民消费率、降低宏观杠杆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上述分析为认识土地财政模式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宏观政策组合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兼论经济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

本文在初步观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效应的基础上,使用世界153个国家(地区)2010-2020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产生U型非线性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扩大内需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消费结构中介效应的检验

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产业结构优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本文考察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及其居民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发挥显著的直接效应,但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地,居民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存在,但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正向赋能作用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居民消费结构在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提升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启示。

我国消费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成因分析

近10多年来,政府依据"消费率偏低"观点及其相应的建议推出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的无效性表明我国消费率问题的实质很可能不是"高低"的问题。我国消费率处于低位并不断创造历史新低是其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结果,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值得研究和关注。对我国消费率整体结构、人均结构、效应结构及影响因子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其波动、持续下降的不同层次的动因。据此,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企业技术升级、提高就业稳定性和鼓励创新等政策措施来抑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下滑;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体制改革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措施来抑制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下滑。

我国“消费率偏低”观点的分析及研究建议

关于我国的消费率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997-2002)、中期阶段(2003-2007)和深入阶段(2008年-至今)。10多年来"消费率偏低"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据此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基本被政府认可和接受。但是,多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并具有明显的通胀压力负效应。本文通过对"消费率偏低"观点及其论证方法的分析,得出我国消费率问题不是简单的"高低"问题;论证"消费率偏低"观点的方法存在适用性缺陷;消费率处于低位是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结果,消费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才是消费率问题的关键的观点。然后,依据分析结论,提出对"消费率偏低"的观点应谨慎对待、研究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成因可能会对政府决策更有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建议。

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是否存在最优消费率以及如何衡量消费率的合理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直到目前没有定论。本文引入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两个维度,重新界定了最优消费率以及消费率的合理性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最优消费率的标准,并求出了最优消费率的表达式,从而证明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并为评价消费率的合理性提供了相应的标准。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基本概念出发,可分解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三个直接因素,即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利用因素迭代法对诸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解析表明,收入分配比重下降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应通过缩小城乡差距、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国民收入分配比重,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农村居民消费预期。

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流通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分析流通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流通创新在流通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流通业集聚可通过推动流通创新间接提升居民消费率;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农村消费群体、中西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因此,提出发挥流通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流通模式创新、促进城乡流通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及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9年的48.6%,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从62.3%大幅下滑至2009年的48.6%,远低于近20年78%的世界平均消费率。深入探讨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家庭人口结构、收入稳定性与居民消费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基于我国微观家庭数据库,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收入稳定性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会抑制家庭消费率的增长,这一负向影响在城市家庭更为显著,且二者能够产生负向联动效果。从不同生命周期来看,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扩展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较为显著,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形成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应该充分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符合当前我国家庭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提升居民消费率、关注重点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提升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扩大内需的主要支点是居民消费。该文从居民消费这个内需的重要方面入手,提出一方面要提升居民消费率,另一方面要聚焦突破几个居民重点消费领域,打通阻碍居民消费持续回升的关键难点和堵点。该文建议应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控制居民收入风险,提升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消费金融创新、合理增加消费信贷,优化消费环境等,以持续提升居民消费率;同时建议应多措并举,尤其从供给端发力,升级居民在文化旅游、医疗康养、绿色低碳、教育托幼、大宗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最终实现内需的进一步扩大。

数字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

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率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并且二者存在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这意味着,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消费率;随着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因“数字鸿沟”而不断扩大,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因此,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各级政府应注重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其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消费率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居民消费率的消极作用。

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我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其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因素入手,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10-2022年的样本数据,建立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此展开了实证研究。首先,探讨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其次,讨论了人口性别比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以及城市化水平、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城乡收入比、人均消费支出等控制因素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最后,考虑了我国居民消费的总体情况,总结了人口年龄因素和性别比因素的影响状况。结果显示,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而随着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消费率则呈现下降趋势,其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少儿抚养比和性别比的相关系数在扩展模型中不显著,城乡收入比、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分别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促进了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居民消费率和滞后一项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其人均收入增长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系数显著,而老年抚养比系数则与扩展模型系数一致,性别比系数在模型中不显著,在此模型中性别比系数为正值,说明性别比升高会促进居民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