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发展涉外法治的重要环节,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章以福建省为例,从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战略和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地方高校现阶段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普遍困境,提出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应创新培养方式、夯实实践培养环节、特色培养小语种法治人才、切实提升国际法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涉外法治人才。

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还存在涉外课程覆盖面不全、缺乏针对性培养方案、涉外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英国法学教育长期位居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分析了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性和多样性、法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涉外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特点,通过对格拉斯哥大学的案例分析,提出增加涉外课程、推动境外实习、增设多元化考核模式等方案,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高校教考分离的实践探索

实现教考分离是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高校教育教学体系的必要举措。期间,完善考试大纲、加强形成性评价管理、建立试题库、对于试题实行“四审”制是推行此项工作的基本实践路径。同时,也需要从加强考前引导和安排、强化形成性评价实施与管理、健全试题库的建立和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试题的保密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教育数字化转型助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而言,既是时代背景也是方法路径。教育数字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应用及培育环境转型,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但同时,当前涉外法治数字化教育也面临平台重复建设、资源良莠不齐及应用研发迟滞等挑战。建议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共建共享平台、编写国家级数字教程及支持数字化教育产业应用,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助推作用。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数字化升级的挑战与路径探究

涉外法治人才数字化升级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助推全球数字治理、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和回应数法人才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给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挑战,这种挑战以学科鸿沟、体系空白和实践壁垒的形式呈现。为此,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有必要从国家和高校联合弥合学科思维和知识鸿沟入手,在“数字化涉外法治”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构建数智驱动的培养体系填补空白,营造虚拟涉外法治实践空间破除壁垒,实现涉外法治人才数字化升级的最终目标。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问题与路径——兼论上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存在人才基数不足、学科建制不全、实践能力不强、特色优势不显和培养层次不清等问题。聚焦境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课程设置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上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在思想指引、体系建设和目标厘定方面加强体系规划,在生源、课程、师资等方面形塑模式,并通过实践平台、就业渠道和人才交流等方式加强社会支持。

师范类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对比与发展建议

针对涉外法治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比较分析法分析当前师范类院校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体系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提出师范类院校应当明确培养目标、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针对教育体系提出融合创新师范类院校特色以及提高师范生涉外法治观念的对策和建议,希冀对我国师范类院校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借鉴。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及前瞻建议——基于十五所高校的考察

选取首批入选法律硕士(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15所高校为样本,对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课程体系和毕业生去向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的建议:夯实国际法专业、学科和科学研究,巩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依托的平台;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侧改革,保证涉外法治人才的“出口”;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制定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标准,为涉外法治人才的评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师资准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等提供规范指引。

基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经济法课程改革研究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国际经济法为着眼点,分析国际经济法课程改革的必要性,论证的课程改革的目标导向,对课程改革的整体思路进行构想,并结合课程实施,对国际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优化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求及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与支持,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诸多法律问题需要更多复合型、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予以解决。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培养模式创新不足、师资力量不够、涉外法律实践受限等困难。应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法律+外语或其他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通过改革教师评价体系、落实实践导师等手段提高师资力量,结合“一带一路”、RCEP等打造实践平台,切实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公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探析——以“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建设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主张“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新形势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部署。围绕我国涉外法治的工作大局,重视对国际法的研究与运用,是公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出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的趋势和对外开放的格局催生了大量高层次、专业化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具有厚重的形成基础,当前的人才定位更具包容性,需要兼顾微观技艺与宏观视野。为此,人才培养要把握历史脉搏,紧贴国家战略需求,结合新时代背景兼顾守正与出新。一方面,坚守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与优秀传统,坚持价值引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落实国际化育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审视现有问题与最新形势,适当调整和出新,顺应分层培养的客观现实与规律,在强调本科宽口径、基础性教育和硕士专业化、类型化培养的基础上,重视博士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的突破。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守正与出新的过程中需要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深化实务部门与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适应复合型人才要求,倡导学科互动与学校互动,深化特色化发展之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重视国别法人才培养;推进国际化进程,由“单一输出”转向“输出与输入并重”;完善配套政策,实现多维度支撑与赋能。

百年变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之历史“经线”与现实“纬线”

在推进“联合国核心使命”的中国方案中,党中央着力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从历史的“经线”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历了从“由外力强力主导,内在需求仓促回应”的意识萌芽期,到“自下而上”推动的发展期,再到“自上而下”推进的成熟期,历时百年有余。从现实的“纬线”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学科话语权趋弱、从业资格准入考试的“负向”导向效应,以及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需求“错位”的市场导向困境。为此,必须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再定位、培养课程重置以及推进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改革等层面实现突破。

浅谈新时代法治素养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培养具有良好的涉外法治素养的法治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新时代法治素养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展开讨论,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挑战和需求,并提出了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对策和建议。

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也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作为涉外法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服务新发展格局、推进全球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但是,在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由于学科教学体系不够合理、忽视国别法人才培养、法律与外语交叉的复合型培养不足、实训的实践性不强、体制机制尚有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人才培养质量远不能满足涉外法治建设的新时代需求。我们可以通过高度重视国际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优化相关课程设置、提升法律专业与外语交叉辐射能力、强化实践教育等路径创新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法治人才保障。

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需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近年来我国已培养了大批涉外法治人才,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诸多短板。包括人才数量存在较大缺口,质量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和涉外法治建设的需要等。要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就要强调德法兼修,以德为先;要加强横向合作,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要优化课程体系,补齐涉外法治人才的知识短板;要整合实践实训资源,强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实战能力;要加强国际化训练,坚持引进外国专家和送出优秀学生并举。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尤其是虑及“一带一路”建设之需,核心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呈现的问题更为突出,面临的挑战更大。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核心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核心区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的目标定位、恰当的培养模式、完善的全链条培养机制和务实的人才需求侧改革等。

马怀德:创新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发展需要

本刊新时代亟需哪种类型涉外法治人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能否满足需要?马怀德: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加码,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持续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