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原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后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发展是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中国脱贫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弱、返贫困风险高、政策依赖性强,有效实现其内生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涉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议题。将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论述和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看,内生发展的实现在“硬件”方面重在优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帮扶的效率;在“软件”方面,需要长期坚持教育帮扶,依靠人的素质的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而在监督管理层面,应当优化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落实区域性内生发展的动态评估和检测。

从深度贫困到金山银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与经验启示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的深度贫困既有“四山夹三江”的地形限制,也有位于西部偏远山区边境的区位劣势。人民群众既有因病、因学、因智、因灾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生活困难,也有因碍于政策的要求而无法实现快速发展的现实境况。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怒江州在2020年如期实现了脱贫摘帽,26.69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24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4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53.72万人次,创收74.46亿元,产业覆盖25.6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户返贫阻止路径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贫困问题仍旧突出,由于原深度贫困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其脱贫成果存在不稳定性,脱贫户返贫风险较高。通过分析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特征、脱贫户内生动力、地方政府乡村振兴的工作进展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阻止的对策。

多维深度贫困指数构建与分解

文章将综合模糊集相对方法用于多维深度贫困识别与指标的权重系数确定,并引入贫困持续时间因素构建了一个具有维度和子群可分解性的多维深度贫困指数。该方法以贫困指标的分布函数为基础构造隶属函数,将多维一般性贫困测量A-F方法拓展到多维深度贫困测度。根据2015-2017年河南省深度贫困县入户调查数据,计算多维深度贫困指数并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进行分解,较为精确地测度了多维深度贫困的动态特征。

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

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深度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代际性特点,"贫""困"交织,因"困"致贫现象突出,既有贫困人口内在局限性之困,也有外在的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之困,导致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贫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常规的开发项目扶贫这种硬性干预需具备的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对深度贫困人口的适应性挑战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路径属于软性干预,能够在开发项目扶贫路径之外提供新的适应性更强的减贫路径。基本公共服务和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打破内、外困境,拓展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提升贫困人口的福祉水平。现有的脱贫、减贫政策和实践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但仍待形成明晰的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应对深度贫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新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使公共服务在深度贫困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族地区深度贫困治理:内涵、特征与策略

破解深度贫困难题是当前脱贫攻坚最主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我国深度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主要表现为贫困发生率高、脆弱性程度高、返贫风险高,其根源是文化差异。民族地区存在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和边民三种特殊贫困群体,扶贫面临要素和资源变现能力、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基层扶贫队伍服务能力的限制,且对基本公共服务关注不够。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高标准扶贫可能会产生"福利陷阱",容易导致"农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因此,要在现有扶贫政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社会文明建设,准确评估建档立卡贫困户脆弱性,以控制返贫风险,针对特殊贫困群体采取差异化扶贫措施,开展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完善生态补偿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构建合理的扶贫标准。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特征及“扶志”与“扶智”的耦合机制建设——基于四川甘孜、凉山两州的调研思考

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甘孜州与凉山州由于地理条件恶劣,导致脱贫的"信心"与"智力"不足,也严重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因此,要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建立"扶志"与"扶智"耦合的精准扶贫机制,深入推进"扶志"、"扶智"和"扶志"与"扶智"耦合的三大工程。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研究——基于燕山—太行山部分县的调研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法,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实地走访了燕山—太行山地区的7个深度贫困县。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存在着思想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技能培训、有效劳动力和贫困户资金不足等一些共性的问题,再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思想扶贫、就业创业扶贫、医疗扶贫、金融扶贫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能够有效提升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多重挑战与政策选择

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面临着区位偏远、资源分散、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但良好的生态资源基础、稳定的合作传统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也使深度贫困地区具备脱贫和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目前,部分扶贫政策与深度贫困地区发展需求发生了错位,需要实施更加符合实际特征和现实需求的扶贫政策措施,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和持续发展。

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的难点及其破解

实现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是今后一段时期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工作“难点中的难点”。经过八年多的艰苦奋斗,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一部分家庭在政府的帮扶下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但在对30多个县进行深入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些地理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产业基础薄弱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在贫困识别标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受制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效果,部分群众缺乏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因观念陈旧,部分已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不足,脱贫户持续增收仍面临较大困难,可能再次陷入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投入、下派特派员突破乡村振兴人才瓶颈、转移劳动力、吸引人才回乡、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打造人才高地、完善投入帮扶机制、建立健全贫情监测预警体系等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的具体措施。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教育振兴的困境及其内生性逻辑——基于深度贫困地区Y县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三区三州”的教育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但仍有不少顽疾挥之不去,致使教育落后成为制约当地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以往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解释主要是经济因素,即投入不足或贫困人口无力负担学杂费。然而,这一解释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即如果各类主体对学校教育缺乏积极认知和主动参与,再好的教育环境都是形同虚设,收不到实质性效果。在投入逐步增加的新时期,经济将不再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因而思考问题的角度需要转换,振兴机制也需要调整:从关注客体的“物”转向主体的“人”,从强调外部扶持转向内生动力,用外力激发、培育主体在教育发展中的内力,才是推进教育振兴的长效机制。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既有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或从某一视角出发,或是针对一般性的贫困问题。通过对典型的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文章认为深度贫困不同于一般性贫困,是个体贫困与社区贫困交织、外在贫困和内在贫困扭结的多维贫困综合体,构建了深度贫困治理的四维图式,分析了深度贫困在两个维度上四种具体表现类型,指出治理深度贫困的有效策略是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阻断机制构建——基于西北地区六盘山特困区L县的调查

文章通过对西北地区六盘山特困区L县调查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环境的脆弱性、贫困基因的寄生性及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性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现象的高发性;返贫群体的分散化和返贫致因的多元化造成扶贫资源配置与扶贫项目的"碎片化";返贫治理中存在政府部门、层级间的"信息孤岛",市场主体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职责缺失等"碎片化"倾向。该研究引入整体性治理框架,依托资源统筹、项目整合、权责重构以及"主客"共持的理论支撑,构建返贫阻断长效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返贫的格局,为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返贫群体再脱贫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不同土地经营模式效益比较研究——以云南省迪庆藏区为例

基于农户经营意愿、资本投入情况和劳动力使用情况三个要素的考量,将现有的土地经营模式划分为市场化小农计划经营模式、资本密集型雇佣经营模式和劳动密集型联合经营模式等三种类型,对不同土地经营模式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来进行判断,劳动密集型联合经营模式都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收益最大化的土地经营模式。

深度贫困地区妇女反贫困的逻辑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12年以来形成的精准扶贫战略,对进一步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当前所推行的精准扶贫策略,虽实现了以"家"、"户"为单位的精准帮扶,但对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关注仍然不足。在基层实践中,发展项目的参与和帮扶措施的制定仍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贫困决策与发展需求的满足均未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基于此,从社会性别视角反思当前的反贫困策略,并提出深度贫困地区妇女反贫困的可行路径。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女性的人文贫困,改善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贫困;瞄准贫困妇女的发展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政策;强调妇女发展的主体地位,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妇女发展的权益。

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问题研究

本文使用宏观数据和大样本微观数据分析了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的宏观表现和微观事实,并对致贫原因、帮扶措施与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区域整体经济欠发达是四川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因病、缺劳动力是出现频度最高的致贫原因,技能培训和小额信贷等帮扶措施有效地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能力,异地搬迁与医疗救助尚未体现出对贫困脆弱性的改善作用。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吗

基于社会福利函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2018年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实证检验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正规金融显著降低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则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内部结构差异来看,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收入不平等效应主要表现为扩大了农户的非农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差距。建议深度贫困地区在金融助推脱贫攻坚过程中切实保障金融扶贫资源的精准投入,合理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培育深度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

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

深度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中的重中之重,其脱贫成果巩固是实现稳定脱贫和高质量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底线工作。在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2020年后扶贫时代需要从理论层面对贫困治理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有效的总结来更好地指导实践。韧性治理所抽象出来的核心思想对于后扶贫时代脱贫成果的巩固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与借鉴意义。本文基于韧性治理的基本逻辑,从脱贫成果巩固中的主体韧性、客体韧性、载体韧性三个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进行了阐述。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需要建立面向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机制与防贫政策体系,通过乡村振兴、社会综合治理、文化惠民工程、东西部扶贫协作等政策来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

深度贫困地区林业精准扶贫案例研究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多是高原、荒漠或大山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劳动力流失严重。仅"三区三州",目前汇集了约320万深度贫困人口,平均森林覆盖率13%左右,生态扶贫大有可为。文章在遴选山西贫困市州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开展跟踪调研基础上,研究发现,生态扶贫是当前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典型地区2016年生态扶贫贡献高达当年脱贫人数的25.8%。建议加强林业扶贫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为深度贫困地区早日脱贫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