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内税外:清代前期的地丁原额与实际税负

清代前期的地丁(田赋)“原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既涉及作为定税基础的亩制、折亩、税率,也直接与清初沿袭的“万历则例”关联。清初沿袭的田赋征收标准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定例,但在田赋征收货币化的进程中,清初所定的本色折银额过高,事实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是清初田赋税额高出明代万历年间税额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在地丁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银两与铜钱的折算,影响着纳税者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丁银摊入地亩,从总体上实现了“地丁”的合一,丁银征收标准以及丁银的摊入地亩或未摊入地亩,同样错综复杂。在地丁“原额”之外,预征、加征与差徭银的摊征,也反映出纳税、承差者的实际负担较为沉重。

清代前期山西省的荒地数字与垦荒进程新探

清初确定以万历原额为准的定赋原则后,各地田赋重整中通过“剔荒征熟”形成大量荒地数字。通过对清初山西省的考察可见,这些数字主要指土地原额中的除豁荒地,受除豁政策影响,其中包含部分明中期以后形成的不堪耕种荒地,但不含大量明末清初形成的易垦抛荒地,在无主有主的分类处理和前后相继的清查除豁中,形成了滞后性、层累性和系统性缺失特征。清前期垦荒进程中,这些荒地数字是统治者判断垦荒情形的重要依据,报垦也以荒地数字为基础展开。因此,尽管雍正以前山西报垦情形不佳,实际的荒地垦复进程应比报垦数字反映的情况开始更早、规模更大、完成更快,其空间发展过程也与报垦反映情况有所差异。

清代前期朝贡制度探讨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时期,向藩属国和朝贡国的封赏是其重要的一环。清代前期对于藩属国和朝贡国的封赏并非遵循明朝“怀夷柔远、厚往薄来”的封贡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在康熙后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随着王朝的发展,清王朝的贡赋贸易日渐兴盛。

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

清代前期 ,满族统治者为保护祖宗的发祥地 ,把东北划为“四禁”地区 ,森林得到较好的保护。但其他地区 ,随着人口过快增长 ,为安抚流民、解决粮食问题 ,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鼓励毁林开荒的政策。致使各地森林大量消失 ,由此所引起的生态后果极为严重。由于永定河、黄河、长江等河流经常泛滥 ,清代皇帝多提倡河堤植树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解决国家财政 ,供统治者消耗 ,清代在各地设税关征收林业赋税。清朝政府虽颁布过一些与林业有关的护林植树诏令或条文 ,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森林法规。地方上的山林保护 ,主要依靠乡规民约。因而护林碑大量出现 。

继承与创新: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以彭绍升为中心的考察

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自明末以来逐渐发展升温,至清代乾隆年间日趋兴盛。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涌现出一批乐善好施的慈善人物,尤以苏州彭绍升最为著名。他上承袁黄、周梦颜的慈善思想,关怀民生休戚,积极举办或参与各项慈善救助活动,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其慈善思想和实践,对此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谱系中,彭绍升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前期蒙学教材研究

蒙学教育自三代而始,历经周秦、魏晋、唐宋的稳步发展,至清已达到更为完备和成熟的程度。伴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清代前期的蒙学教材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多样化、完备化的发展态势。在教材的编纂体例上,更为关注儿童自身的心理和认知特点,行文上注重押韵、内容上贴近日常生活。此一时期蒙学教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前代蒙学教材的合理继承;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突出历史性与常识性的教育内容;与科举取士的紧密结合以及杂字教材的出现等。

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

张家口是清代前期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早在明朝隆庆年间，张家口就被政府定为与蒙古互市之地，可谓其商业发展之始。清康熙年间开始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中叶发展成为中俄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枢纽。随着埠际贸易的发展，从雍乾年间至清代中叶，张家口还产生和出现了一种以对工商业者开展存贷款为主的、专营汇兑业务的新的金融组织和机构，从而更加刺激了其商业与外贸的发展。清代前期张家口的崛起，是清代北疆贸易发展之必然，也是清政府特殊政策作用的结果。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清代前期地权分配的南北比较

本文计算清代前期休宁及遂安两县地权分配之吉尼系数 ,两者均远低于河北之获鹿数字 ,证明以往认为南方地权高度集中之看法不正确。

清代前期安徽在稻米供需格局中的地位

清代前期,安徽因耕地的不断垦辟、双季稻和杂粮的广泛种植增加了粮食产量,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使稻米的大量输出成为可能;徽州地区虽常年仰赖外粮,并不影响安徽的粮源地地位;而高估了口粮消耗量,则影响了学者对清前期安徽粮源地地位的认识。安徽以江浙为主要销区,经常性地大量输出稻米,是清代前期重要的稻米供应者,但不是位居首位的稻米输出者。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挺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清代前期江苏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

江苏省的内外洋四至界限非常清楚,大羊山与小羊山之间是江、浙两省的外洋分界线;位于北纬35°附近的车牛山岛是江苏与山东外洋的分界线;江苏的内洋的基线为海岸线和崇明岛岸线;江南的内外洋交界线大致在汇头、崇明岛东端、廖角嘴一线附近;外洋的外缘线则是帆船行走的航线,与现在上海至青岛的航线重叠。为了确保长江海口和帆船航线的安全,雍正、乾隆时期逐渐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巡洋制度。汇头以东的外洋归苏松镇中、左、右、奇四营和吴淞、川沙二营共同管辖,佘山迤北的外洋归狼山镇狼右营、掘港营等巡缉。苏松镇水师对于长江海口附近的内洋和外洋进行了严密的分巡、总巡和督巡。我们从江苏巡洋的重要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巡洋制度从建立到基本完善,再到逐渐废弛的过程。

论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清前期发展到最高峰,民间商业信用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有五个特点:商业信用的广泛性与多样性;牙行在商业信用中的突出作用;对产品的预买与定买;商业信用与高利贷信用开始有机结合;商业信用出现票据化趋势。

清代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算

清代前期耕地面积问题向为学术界所关注,但至今尚无满意结果。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一是确立了一套科学可信的估算基数;二是承认清代册载耕地面积的相对合理性,并考虑到对耕地增长速度有影响的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对不同时期、不同直省的增长速度进行修正;三是注重量化研究,不仅估算全国耕地面积总数,而且推算出各直省的耕地数字。

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以清代前期海关税收的考察为中心

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便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同时维护政治稳定,严防西方势力渗透;二是考虑社会稳定;三是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

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

清代前期,长距离贸易的兴盛,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粤海关也由此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清代前期粤海关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为全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满足了市场需求,又推动了广东自身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乾隆朝以后,粤海关税收增长主要依赖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优惠的外贸政策以及繁华的商品流通所致。

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

清代康熙二十年代起开海贸易,海运日盛,南北商品流通量大增,原来由运河展开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为运道和海道并行展开,海运量日增,运河量相形减少,淮安等榷关税收随之减少。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五年苏北海州青口豆船允准直接对渡江南太仓刘河,原来须经运河南下而在淮安纳税的苏北沿海豆粮改由海运南下,海州周围以至苏北更广地区商民取便就近从海道南运商品,更导致通过淮安的苏北商品量大减。商人采取各种手段违禁绕越偷漏税款,更严重影响淮安关税的如额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