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脉络清晰,分期清楚,以学术上的时代思潮为线索,贯穿了众多学者。梁启超所理解的“时代思潮”,在思想上有独创,在文化上很奋进。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能成为“时代思潮”的学术有汉代的经学。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港台学者劳思光的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劳思光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曾作为台湾地区许多高校的教材使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较于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等人的相关研究,劳思光重点揭示了清代学术在“求是”的追求之外,坚持儒家“通经”信仰的保守一面;厘清了清代学术思想因“致用”而强调“通经”,因“通经”而从事“考古”的发展脉络;在肯定清代学术宗师戴震治学合乎科学精神的同时,亦分析了戴震学术思想在论证与逻辑上的缺漏。在反思清代学术思想得失的基础上,劳思光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就是摒弃其“封闭成分”,吸收其“开放成分”。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对于当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两岸学术文化互动均不无借鉴意义。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内地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学者交游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以吴大澂为例

学者间广泛而密切的交游是清代学术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晚清考古学家吴大澂与几位朴学大师的交往,来分析学者间的交游对清代学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礼理之辩与黄式三、以周父子对清代礼学的总结

通过在近代礼理之辩的大背景下梳理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理思想,以及他们对清代礼学的系统总结,试图洞见诂训说经背后的清代学术真貌,并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某种角度的研究。

评“以复古为解放”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一九二○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写成一篇长达六万字的文章,篇幅几与蒋书相等。显然从体例看此文作为序言是不合适了,于是只好独立成书,后署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在这部论著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总趋势。这不是一般的论点,而是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和写作纲领;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术和政治思想的某些联系。本文就是企图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不妥之处请同志们多加指正。

“达官中之真学者”——略说阮元刊刻书籍的文化功绩

清代学术发展至乾嘉时期,形成以文献考据为特色的朴学,其中最具代表性地域派别先后有吴派、皖派与扬州学派。作为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阮元,位优学优,不仅影响扬州一地,而且成为乾嘉学术后期风气的引领者。阮元(1764—1849)字伯元,一字芸台,号雷塘庵主。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与特点

清代学者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玩物”而不“丧志”,将金石研究推上巅峰,使之成为清代学术的核心。此外,一个引人关注的情形是,他们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学术迈向深入。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清代文学美术论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援引作为欧洲近代史开端的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将清代指认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在对于清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现代意义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将清代文学美术的薄弱视作清学与文艺复兴的最大差异。他从客观、主观两方面深入剖析其原因,并对如何建设"新文学"、"新美术"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以期建设理性与情感兼胜的健全的新文化。梁启超的思考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分歧明显,形成对话。

清代学术与诗话的专门化

清代是学术极为发达的时代,学者喜作"窄而深"的研究,许多专门学科皆蔚为大观。清诗话家们受此学风的影响颇深,使诗话的内容与体例日趋专门化,地方性诗话、断代诗话、专家体诗话、声律类诗话因而大行。这些诗话与清代方志学、史学、谱牒学、音韵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清诗话的专门化标志着诗话之体从总体上摆脱了"以资闲谈"的特质,具有了较强的学术精神,从一方面体现出清代诗学超越于前代的成就。

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成果——读《清代学术探研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治学勤奋,著述丰硕.俊义先生应约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系列论文,加以选录、汇集,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入'社会学术文库'丛书,于2002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论文、序、评共30余篇,计40余万言,按文稿的类别与时序,分为总论、清初、乾嘉、晚清、评论诸篇.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清代浙江的学术与学风

浙江历经数千年来的开辟教化,至清代其文化已奠定了极其深厚的基础。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木,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那么,清代浙江学者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呢?其学风有什么特点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学术思想史重思与清初朱子学的历史地位

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术潮流的多次转变,而在变与不变中,往往表现出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过去一般被视为清学正统与主流的考据学,虽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但能够专门从事考据并以此名家的学者人数有限,只占士大夫阶层的一小部分,且其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辉煌不过百年,其学术方法和意义也不断受到包括考据学者在内的各派学者的反思和批评,因而并不能等同于整个清学。而在考据风气掩盖下的清代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垄断着义理的真理性和解释权,从而在思想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加之朱子学数百年来一直担负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更使得这种思想上的重要性变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支配力量,以及广大民众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而在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清初朱子学作为清初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不仅是整个清代朱子学的根基与代表,而且与王学、考据学等相互关联,能够在反思、总结传统理学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发挥,以努力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应该成为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加以综合、系统的讨论,发掘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并对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予以重新阐述。

论清代常州学派对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中心

清代中期,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它直接启蒙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后世今文经学家解经理路,促进了清代《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晚清否定古文经学运动的基础,并拉开了经学近现化发展的序幕,为传统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重又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