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论清前期词坛中心与边缘的共振——以闽词作家丁炜为中心

在清前期词坛中心众派争流的同时,处于词坛边缘的词人不仅深受主流词风的影响,也以其独特的个性风格和地域特色参与词学建构的进程。作为闽词代表作家的丁炜博采两宋词家之长,小令慢词兼擅,又有所取舍融汇,与当时词学精神深度吻合;其词作选调和音律也很有特色。放在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观照,其艺术风貌不仅反映了清前中期词学演变的轨迹,具备一定的范本意义;其与当时词坛的互动交流更是提升闽词在清代词史上的地位,也显示出清前期词坛中心与边缘共振的内在机理。

从清前期长城地带历史变迁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该理论即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结合清前期长城地带的历史变迁可知,清朝在使用和管理长城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促进长城地带统一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维系长城地带的统合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促进长城地带民族交融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维系长城地带和平及贸易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行政效率低下与制度路径缺陷——清前期文官升转壅滞问题探析

升迁是官僚系统人员流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影响官僚队伍的行政效率和活力。清代官员难以进阶,造成官僚队伍的壅滞,这一现象在中低级官员中尤为严重。这种壅滞除人员出入不平衡所导致的人多缺少外,还有制度设计和路径规划的缺陷。在清代的不同时段内,官员壅滞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早期尚可以用制度上的调整来疏通,中期后则表现出一种“壅滞且稳定”的状态,是官员激励制度失效的表现之一。

清前期海疆治理立法观念的演变:以“江洋大盗例”为中心

清朝作为一个拥有广阔海域和海洋利益的海洋大国,为了保护海疆安全和维持海洋商渔业的发展,对海盗进行了严厉地打击和法律制裁。康熙五十年(1711),清廷通过罗七案,颁布事例确立了海盗判决的法律依据,雍正朝该例成为“常法”,乾隆朝则进一步加强执行,最终形成被称为“江洋大盗例”的专门法规。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海盗判决开启专法时代。该例的制定及适用,详细地展示了清前期与海疆治理相关的法条从无到有的历程,凸显出清朝对海洋利益的高度关注和保护。该法规也反映清朝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外部环境下,如何通过立法参与海疆治理,专注于发展海洋商渔业,并保障海上人群的利益。“江洋大盗例”不仅是应对海盗威胁的重要法律手段,还是中国古代史上首次制定的专门针对海盗判决的法规,代表传统国家治理思路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试图实现从“重陆轻海”向“陆海兼顾”的转变。

晚清前期中国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

晚清前期,在西报知识的启发下,报刊论政观念中逐渐包含现代化思想因素。一是在对西报知识的阐述中体现现代报刊论政理念,二是直接阐述了报刊论政的公共性、独立公正的言论立场、以及言论监督的合理性等问题。晚清前期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知引介,或者说明办报重要性的佐证。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其构成了后续思想突破的铺垫和氛围,成为报刊思想史发展中必要的一环。

边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微观视角:清前期地方官员群体与滇东南区域社会治理

清前期滇东南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治一体发展进程,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此与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的具体治理行为有着较大关系。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前期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如主要来自于内地各省,尤以江南地区为多;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因而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家国情怀。他们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文化,重视社会教化、改良风俗,稳定边疆社会。通过具体的治理行为,传导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使得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对内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儒学文化为轴心纽带的凝聚、最终实现经由“中国认同”延伸到对边内一体实质发展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清前期国家翻译实践概略

国家翻译实践是使命型的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治理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无不通过国家翻译构建政治文化认同,融入中华文明。明清鼎革之后,清廷面临着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翻译实践,以构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本研究考察清前期四朝的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发现其对于清廷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民族融合,确立政权合法性,构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故国世军与新朝士民:明朝宣府镇军事家族在清前期的嬗变

明清易代后的宣府镇,经历了改边镇为府、降大型重点边防军政区为普通地方镇戍区的历程。而世居于此的前明卫所军事家族,在失去世传封荫、田土等各类特权后,如何为家族选择道路?他们或隐或仕、文武相济融入地方,如宣府蔚州卫马氏及其姻亲黄氏、倪氏等入仕绿营;明廷忠臣黑氏、张氏、祁氏等弃武从文。这是宣府镇军事家族因应清廷裁改军政、缩减田土等大变革而做出的调适。清廷政策更张导致军事家族瓦解;军事家族的解体反过来加速了清廷的军政变革;最终边方彻底转为内地,军事家族则成为兵卒士民。

挑战与抉择:明和清前期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落后与挨打的血泪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学习西方、追求进步的新陈代谢的历史。然而痛定思痛，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近代的历史趋势和进程又有着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视角放在中国大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让我们看看如此相似的历史巧合，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殖民者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仑、库克等远航亚非、拓展美洲，疯狂寻找白银、香料与奴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掠夺行为；

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探析

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年仅15岁时就著《读史管见》评阅《史记》,晚年又著《女学言行纂》等多种著作。她生活在商业气氛浓厚的珠三角地区,既率领女儿在家从事手工生产,又指导儿子外经营商贾,在以商兴家后,又要求儿子业儒。她一生贾儒并行,既恪守传统妇道,又扮演男性社会角色,兼具多元身份于一体,且受到社会认同。这表明在广东随着传统社会日益商业化,女性展示才华的社会空间得到拓展,但她们自身又始终囿于传统之中。

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习

明清时期是福建海洋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政府积极加强对福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的时期。莅闽官员多来自内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为政方面则体现出改造海洋社会文化、纳福建于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倾向。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儒家文化与当地海洋文化的交融和协调。陈盛韶的《问俗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内陆官员为官于闽的一种轨迹的个案,也为我们认识福建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文本。

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

《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初探》一文（刊于《中国农史》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的续篇，文章通过对清代苏松地区的仓制的“追踪”研究，从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运营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地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这样的个案分析也许要比仅仅立足于制度本身的研究，更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仓储制度的运作实态。

布衣之文:清前期文坛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权力的转移

在清顺治、康熙年间,文坛上已经出现极其鲜明的身份意识,无论是布衣处士还是缙绅公卿,都自觉而明确地以社会政治角色为标准,将当代古文家区分为“布衣”与“缙绅”两种身份类型,由此形成“布衣之文”与“缙绅之文”的分野。在清前期,“布衣之文”成果丰硕,足以与“缙绅之文”并驾齐驱,甚至凌驾其上,由此推动古文创作趋于鼎盛,文坛上呈现出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向。为古文注入超迈的精神气质和丰厚的道德修养,以“布衣”人格的内蕴与内化,提升“布文之文”的文化品格,这是清前期布衣之士在古文理论、批评与创作上的共同追求。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乾隆年间,布衣之士终于败下阵来,士大夫文人重新执掌文坛大权,评骘文品优劣,主导文风走向,布衣之文也渐渐失去原有的光彩。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浅析清前期的养济院制度

养济院制度是清代社会救济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王朝从前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并有所发展。它的救助对象以失去劳动能力且没有家庭赡养的残疾人、孤寡老人为主,同时还包括传染病人和老年军流犯人。官办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从筹措救济经费、决定全国各地的救助名额和救济标准,到主持日常管理,都完全由政府负责。在具体实践中,官办的优势与弊端表现明显:一方面,养济院从空间上覆盖了全国各地,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救济网络;另一方面,制度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财政和吏治状况。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其社会救济功能日趋衰退。

清前期的满族民族意识与满汉文化交融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态度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渤海式的吸收,也不是金式的掳掠,更不是元式的破坏,而是融合后的君临。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地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同时还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极力保持满族本色,利用本民族的政治优势,按照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将满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汉文化之中,在汉文化厚重的画布上涂抹本民族的色彩,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

清前期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的估计问题

清前期四川曾有大量粮食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外研究者对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则有不同的估计。本文评述了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HPrekins)关于四川粮食单产量估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采用珀金斯的估计来计算四川粮食产量的局限,重新估计了清前期四川粮食总产量、本省消费量及可供外运的余粮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