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对清代理学史的记载

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清代经学史更受重视,理学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清史《儒林传》关于理学史的记载,特别是《儒林传》第五次稿的理学史论述尤有价值。该书仅记载理学人物的就有33卷,正传更记载了86人之多,是清史《儒林传》理学人物记载数量最多的一稿。《稿本清史儒林传》是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的工作本之一,披露了该书理学史记载的部分形成过程。该书由陈伯陶等人纂辑,成书于1901至1906年间,新辑正传者有芮长恤等36人,《唐鉴传》等44个传记继承原有稿件,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些新辑和增辑的传记使得清代理学人士谱系得到了扩展,其学术宗旨被重新书写,学术著作的主旨与成就得到了强调。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纠正了从阮元开始的清史《儒林传》对理学人士的低调记载,对理学史研究有参考价值。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

《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頗能反映該書敍學價值之一般。它以繆荃孫在光緒年間任國史館總纂時的工作成果爲基礎修訂而成,其中常州學人的傳記多爲繆氏手筆。通過這些傳記,繆荃孫編織了常州學派的學譜,最早將常州學派記入清代國史,奠定了常州學派在正史《儒林傳》中的重要地位。繆荃孫筆下的常州學人,是貫穿清代學術史始終的學人羣體,基本屬於漢學陣營,而非以西漢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的對立派別。

《清史稿·儒林传》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对"儒林传"的研究,并在概念的界定、体例的编排、与学术史的关系等方面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体而言,对"儒林传"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从学术史纂修的角度来研究《清史稿.儒林传》,学者虽有提及,但都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清史稿·儒林传》勘误一则

《清史稿》卷四八○《儒林传一》载有“与文洊同时者有宋之盛、邓元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3页)一语,《清史稿校注》亦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978页)。据《清史稿·儒林传一》记载,谢文洊“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第13112页);《清国史·儒林传上》则载邓元昌“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余”(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册,第527页)。乾隆三十年(1765)上距康熙二十年(1681)84年,且邓元昌六十余岁卒,因此邓元昌非谢文洊同时之人,《清史稿》此条史料有误。

《清史稿·儒林传》订误

《清史稿》是赵尔巽主编的一部清代历史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资料宏富,对读者系统了解清代史实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该书出于众手,体例未一,本文尝试从《儒林传》入手勘误,以供学界参考。

赵尔巽与《清史稿》

我国正式设馆修史始于唐。此后,每逢改朝换代,后代为前朝修史,已成传统。清亡后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循例设馆,聘赵尔巽任馆长,主持修清史。因在仅具初稿的情况下刊印,故名《清史稿》。1928年刊行问世后,学术界纷纷评论其优劣得失,指斥其谬误疏漏,尤以谴责其政治倾向反动为最烈。

《清史稿》丁晏、戈鲲化名号订误

《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传三》有淮安经学家丁晏传,开篇写作“丁晏,字柘堂”。此处有两重错误,一是误将丁晏之号当作字,二是将“柘唐”讹为“柘堂”,《清史稿校注》亦未更正。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柘塘,但不可写作“柘堂”。如丁晏有印章为“字俭卿号柘塘”(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丁晏自述取号缘由云:“淮郡之西南有村居曰‘柘塘’,风土朴厚,鱼稻饶衍,余三十以后厌城市习尚日浇,遂以‘柘塘’自号,欲卜居焉。”(丁晏:《石亭记事》,同治间汇刻《颐志斋丛书》本,续编第21a页)可见“柘塘”为地名,因“唐”为“塘”之本字,故亦可写作“柘唐”。又查丁晏本人硃卷、年谱、族谱、著作题款及亲友著述,其号皆作“柘唐”或“柘塘”,而以“柘唐”居多,但未见作“柘堂”者。古人取室名、别号多用“堂”字,如杜甫之“草堂”、苏轼之“雪堂”,近代有“甲骨四堂”,或许正是受此取号习惯影响,《清史稿》不暇细究,便将“柘唐”径写作“柘堂”,且误号为字。此后以讹传讹,学者乃多知“柘堂”而不知“柘唐”。

阮元《儒林传稿》文本源流及其演变考之四——以征引、覆辑《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儒林传稿》是征引两百馀种文献而成的,其中征引《四库全书总目》计179则7967字,占《儒林传稿》正文45001字的17.77%。《儒林传稿》68篇传记征引了《四库全书总目》,这68篇传记26106字,其中征引《四库全书总目》占30.63%。《儒林传稿》征引《四库全书总目》的则数、字数、涉及人物均为最多且覆盖最广,可谓星罗棋布。《儒林传稿》征引《四库全书总目》的方法有直引、选引、修订。《清史稿·儒林传》覆辑《儒林传稿》征引的《四库全书总目》计4720字,占《儒林传稿》征引《总目》的59.02%,涉及53人。《清史稿·儒林传》修订了《儒林传稿》征引《总目》的朝代称谓、干支、字号、籍贯、图书卷数等。《儒林传稿》的征引、修订与《清史稿·儒林传》的覆辑、修订都恪守了实录的原则。《儒林传稿》《清史稿·儒林传》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接受,是《四库全书总目》接受史上重要的案例。

清史对顾炎武的认同

《清史稿》对顾炎武及其著作,有频繁而广泛的记载,表现出清史对于顾炎武的基本性的推崇和整体性的认同。不过《清史稿》也有缺憾,其书成于民国初年,但顾炎武本传、《儒林传·序》以及《儒林传》对顾炎武的分派,沿袭了道咸之际朴学一派阮元的立场,将顾炎武理解为经学考据家,没有对满清所以亡即文化所以亡之大节作出应有的反省。

阮元《儒林传稿》文本源流及其演变考之一——以征引、覆辑钱大昕《潜揅堂文集》为例

《儒林传稿》是从近200种史源中辑纂而成的,《潜揅堂文集》是其史源之一。通过对校发现,《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合计75则7177字,占《儒林传稿》相关16篇传记的51.62%。《儒林传稿》对征引的《潜揅堂文集》引文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清史稿·儒林传》覆辑《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合计64则2437字,占《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13篇传记的48.78%。《清史稿·儒林传》对覆辑的《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引文也进行多方面的修改,通过修改使国史稿本成为国史正本,使私家著述成为官修正史。

训诂之圭臬 校雠之准的——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清代是我国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学、音韵、训诂各个领域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巨儒如林,大师辈出,金坛段玉裁便是其中之一。他“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清史稿·儒林传》),早年师事戴震,刻苦治学,成绩卓著。清代学者阮元评价段氏著述“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同前),他所著《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的基础上,进而将古韵分为十七部。

郑子尹交游考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曾任贵州荔波县训导。子尹学有大成,以治经学、小学为主,兼及诗、古文辞、书画等。著述宏富,“褒然为西南巨儒”(《清史稿·儒林传》)。其治经学、小学成就,学术界评价极高:“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感,斯亦天下之神勇也”(黎庶昌《拙尊园丛稿》);诗“为有清一代冠冕”,“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胡先骕《读郑珍〈巢经巢诗〉》;文“纯白古健,变化曲折,不预设局度,任其机轴,操纵自如。比成。

超越书法之外的价值——谈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两幅吴汝纶书法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同治四年进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堪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性人物。《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惟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盛名。

读王筠的《教童子法》

王筠(1784—1854),字贯山(《清史稿》《儒林传》作贯三),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他本来是一位文字学家,对《说文》的研究颇有建树,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书。但他对教育也颇热心。他曾为专谈“弟子事师拚扫馔馈、执烛受业、坐作进退之节”的《弟子职》撰写《弟子职正音》“以为家塾训蒙之用。”他著的《教童子法》,可说是一部语文教学法的专著。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从识字、写字到读书、作文无不论及。这部书本来附在《四书略说》后面,不曾单行于世。清末维新派人士江标(1860—1899),曾任湖南学政。

超越书法之外的价值——从吴汝纶的两幅书法说开去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清同治四年进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堪称激荡清朝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他积极倡导和推介西方新学思想,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