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资本市场的风险联动性分析——基于混频数据动态相关和波动溢出指数模型

选取2005年4月8日-2023年6月30日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深证成份指数、沪深300指数的日内价格数据,以国内资本市场三大指数的高频率日收益率及其低频率月度已实现波动率为分析变量,运用DCC-MIDAS和波动率溢出指数模型,从长短期波动率分解、动态相关性和波动溢出效应等三个维度估计并分析国内资本市场风险联动性的数量特征,表现为国内资本市场在样本期间波动风险的联动性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常态化特征,得出国内资本市场在样本期内短期波动风险高度显著,而其长期波动风险不显著;国内资本市场在短期和长期均具有动态相关性;国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容易传染,市场内部金融风险传染的方向和强度具有动态性,并识别出金融风险的主要传播源为沪深300;提出了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实现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空特征——基于溢出指数方法与DCC-GARCH模型

运用溢出指数模型和DCC-GARCH模型对我国2005年7月22日至2021年8月27日七大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空特征做出了全面分析。结果显示:在时间维度上,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在18%~52%之间波动,动态相关系数在0.09至0.31间变动,当重要政策和事件冲击时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明显增强,并且风险溢出水平随时间的累积和消减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金融市场间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房地产、商品和股票市场的风险净溢出指数为正,黄金、货币、外汇和债券市场的风险净溢出指数为负,商品和黄金市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以及债券与黄金市场间的风险关联性较大。

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的时变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日益完善,有必要系统性分析中国试点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使用2014年4月4日—2019年6月28日的周度波动率,刻画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和时变的波动溢出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区域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特征、净溢出关系存在差异。通过滚动宽口方法计算的溢出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市场间的总溢出水平主要在能源市场震荡期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在能源市场震荡时期中国碳市场接收到的风险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但中国不同试点碳市场在相应时期受能源市场的波动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据此认为,下一步应加快形成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内在稳定的价格机制,完善中国碳市场自身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构建统一碳市场交易体系的同时,综合考量并有效协调各地区差异以促进碳交易体系稳定运行。

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构造溢出指数

已有的文献多是通过脉冲响应来刻画溢出效应,该方法得到的溢出效应不具有连续性,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缺陷。而本文则是通过构建溢出指数的方法来衡量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的溢出效应,它能够从溢出指数走势特征中提取股市对信息的反应,可以辅助投资者预判市场走势,做好资产配置准备。研究发现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特征明显,收益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高点,而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低点。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双向溢出效应——基于BEKK-GARCH模型和溢出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大宗商品的金融化改变了其传统定价机制,不从市场间和市场内产品间全面地研究大宗商品价格的溢出效应就很难抓住商品价格溢出效应的本质特征。基于原油、天然气、黄金、银、铜、铝、小麦和玉米8种代表性商品,以及股票指数、债券指数、美元外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类金融资产的价格数据,本文通过建立非对角的BEKK-GARCH和Diebold构造的基于VAR模型的溢出指数方法,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视角研究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向溢出关系。结果发现:(1)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2)收益溢出与波动溢出的特征与变化趋势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别与全球性危机和商品市场状况相关。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从商品金融化的视角调控监管商品价格。

中国碳市场与电力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BK溢出指数模型

研究碳市场与电力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于有效防范碳金融风险以及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方差分解谱构建溢出指数,从频域视角考察中国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在短、中、长期的静态溢出和时变溢出,并根据溢出指数构建溢出网络,探究风险的中心与演化。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电力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短期>中期>长期,且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受宏观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发电企业接收到的风险量与火电装机比例有关,发电企业输出风险的能力与发电量有关。在短期,碳市场属于风险净接收方,而在中长期,碳市场属于风险净溢出方。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溢出指数的上海与伦敦铜期货市场收益联动研究

分析表明,2006年1月5日至2010年4月29日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盘价对数收益率一阶差分互为Granger原因,溢出指数为15.6%,说明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存在明显的收益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溢出指数,结果显示伦敦金属交易所在联动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溢出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上海铜期货定价的自主性逐步加强。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还无法挑战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世界铜定价中心的地位,中国还需进一步提升实力,增强国际铜定价的"话语权"。

中美豆类期货价格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法

从收益率与波动率两维度探讨大豆系列期货空间联动的跨市场信息传递效应。选取2013年1月7日~2019年11月29日数据,用溢出指数模型量化信息溢出程度并分析其动态过程。实证结果显示:国内豆类期货作为信息接受方,其收益主要受国际期货市场影响,其波动主要受国内期货市场影响;国际大豆系列期货作为信息传递方,其收益与国内对应期货间的正向净溢出指数具有时变性,且大豆期货间净溢出程度低于豆粕、豆油期货;贸易摩擦、汇率制度变化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动态溢出指数轨迹产生影响,贸易摩擦期间美国豆类期货对我国期货价格引导力度有所降低,且在摩擦初期我国大豆、豆粕期货价格波动对美国期货存在正向净溢出效应。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研究——基于DY动态溢出指数和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双重检验

本文在构建金融稳定指数和宏观经济因子的基础上,利用DY动态溢出指数研究了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动态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且居于主导地位。而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地,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通胀水平的条件下,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周期只有在特定时期是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稳金融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当局应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条件,确保宏观经济稳增长与金融系统防风险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

数字货币会将风险传染给传统金融市场吗?——基于方向性溢出指数动态变化的研究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受到广泛关注,其市场动荡引发的金融风险开始向传统金融市场蔓延。本文选取2013年4月30日至2020年05月27日比特币、黄金、原油、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价格日交易数据,以溢出指数构建法从静态角度测度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指数,并从动态角度刻画波动溢出指数变化趋势,进一步结合溢出峰值相关的特定事件对动态估计结果进行解释。结果表明: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市场间存在风险传递渠道;二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指数随时间变化的幅度较大;数字货币对各传统金融市场的溢出趋势在特定时期具有相似性;全球政治经济事件和数字货币市场泡沫分别是影响数字货币对传统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比特币对人民币的波动溢出指数在特定事件影响下反应更为敏感。

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研究——基于GJR-BEKK-GARCH模型与溢出指数方法

运用GJR-BEKK-GARCH模型和风险溢出指数方法对中国2005年7月22日-2021年4月2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做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间具有广泛而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溢出效应,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正向冲击;样本期间金融市场平均风险溢出指数为25.5%,风险溢出方向具有非对称性,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是风险的净溢出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是风险的净接受者;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具有时变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外重要政策颁布和风险事件爆发期间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明显加强。

基于VEC-BEKK-GARCH和溢出指数模型的畜产品价格联动效应研究

选取2001年1月至2019年3月猪肉、牛肉和羊肉这3种畜产品的月度价格数据,运用VEC-BEKK-GARCH(1,1)和溢出指数模型,考察国内畜产品价格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猪肉与牛肉、牛肉与羊肉均存在显著(P<0.05)的双向价格均值溢出效应,而猪肉与羊肉间仅存在前者对后者的单向价格均值溢出效应。畜产品价格序列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明显,对总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为38%,且溢出效应在持续6个月后基本平复。短期内猪肉对牛肉、羊肉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较弱,分别为6.8%、0.94%,长期内溢出效应增强,对牛肉和羊肉价格波动的总溢出效应达到39.9%。猪肉价格会受到其他价格序列波动的溢出影响,达19.1%。牛肉和羊肉价格之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相互影响均在27.5%左右。畜产品价格之间的溢出效应也对畜产品价格调控形成了挑战,应充分考虑畜产品价格之间的溢出方向和溢出程度,完善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

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溢出指数与资本管制

本文基于Diebold and Yilmaz(2007)所提出的溢出指数,考察了全球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关系。研究表明,样本的收益率波动受外部影响整体较小,比较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益率波动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波动率的溢出效应普遍较为明显,美国、日本、德国、香港、英国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地区的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中国大陆受波动影响程度最低;波动率的动态溢出指数能够有效地反映当前的国际重大事件,并且相关结果较为稳健;在特定时间段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能够有效的缓解溢出效应对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

金融市场国际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静态与动态溢出指数的考察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国际性重大事件对我国股票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频繁且明显。为深入考察外部事件冲击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从金融市场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冲击的溢出影响,定量测度重大外部冲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我国的溢出影响,从央行视角提出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

文章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分别度量我国金融系统不同子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水平及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较高,各市场间联动性较强;市场内部滞后效应大于市场之间溢出效应,两两有向溢出效应具有强不对称性;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心,货币市场始终处于风险溢出方,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其对外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减弱,而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其余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金融系统整体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市场间风险相关性较强,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基于溢出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选取国内金融市场代表指数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代表指数,采用溢出指数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内金融市场代表指数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第二,中国债券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很小;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金属和工业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最大。第三,在发生全球性极端事件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大。根据结论,提出了中国应灵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完善和优化中国期货市场品种体系,加快推进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等对策建议。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DAG-SVAR和溢出指数的考证

2014年末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进入加息周期,诱发全球资本回流,而我国正值金融风险集聚、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阶段,国内经济更易受国外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本文运用基于DAG-SVAR的溢出指数建模方法,分析2014年11月—2018年3月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1)加息周期下联邦基金利率上升通过汇率渠道和投资者情绪渠道加大了中美股市波动溢出强度,但这种正向激励效应并非长期存在。(2)美元第二次加息后,激励效应由正转负出现了拐点。(3)我国提高长端利率水平会加剧资本市场波动溢出,金融强监管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抵御外部新信息冲击。为更好应对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央行等部门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性,加强内部优化,向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同时,投资者也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

基于溢出指数下的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我国金融系统中主要包含了保险、房地产、银行业、证券、全指金融等诸多板块。从以上几个板块的相关金融数据入手,基于溢出指数对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国内外在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控制当中,银行业对房地产业、证券业、保险业均会产生单向的正溢出效应。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必须要对银行业加强控制,继而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正影响,促使我国的金融系统得以良好建设和发展。

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法的分析

为量化分析香港与内地两地的股票市场与汇率市场两两间的风险溢出关系,通过构建波动率的静态和动态网络,对香港与内地的股票市场与汇率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向强度、方向和动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发现,同一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强度最高,同一地区不同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强度次之,不同地区不同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强度最低。同时,在经过8.11汇改之后,在岸人民币市场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溢出效应、离岸人民币市场对在岸人民币市场的溢出效应强度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