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漂绿研究综述:动因、后果与治理

以2011~2022年收录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企业漂绿论文为分析对象,从企业漂绿的界定、形式、解释理论、动因、后果及治理等方面回顾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学界对漂绿界定、形式的探讨正由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是解释漂绿的主流理论;在关注企业漂绿的制度压力等外因、企业特征等内因基础上,学者更为聚焦于漂绿的内外因联动问题研究;企业漂绿的后果分析视角由消费者、企业自身层面向更为宏观多维的社会层面演进。企业漂绿研究方兴未艾,可向增加漂绿理论研究多元性、强化漂绿动因研究系统性、凸显漂绿后果研究联动性、重视漂绿治理研究协同性等方面拓展延伸。

环境税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选取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费改税对企业漂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影响仅在市场制度环境差、行业竞争程度高以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环保费改税主要通过强化执法规范性以及改变漂绿的收益与风险发挥作用。研究结果对全面认识环境税的价值效应,推进政策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助推企业“漂绿”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的455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漂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但报告内容披露的完整程度会降低,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助推企业“漂绿”。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助推企业“漂绿”,但通过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来抑制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发布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漂绿”的助推效果减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企“漂绿”行为的助推效果不明显。建议提升对公司绿色治理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减少“漂绿”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双碳”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的研究

在追求“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我国绿色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一些企业却以“绿色”之名行牟利--“漂绿”。文章梳理了国内外经典期刊中的文献,对“漂绿”行为的界定类型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企业“漂绿”行为的驱动因素。为了遏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打造健康的绿色金融市场,需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绿色金融市场环境,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金融机构ESG投资的“漂绿”与“反漂绿”——基于DWSGroup的案例分析

深化绿色金融发展、助力经济绿色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ESG理念盛行的今天,金融机构的ESG投资行为因其深远影响而颇受投资者青睐,但层出不穷的“漂绿”现象也牢牢制约着绿色金融的发展,制约着ESG投资的发展。西方国家作为绿色金融发展先驱,从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实践探索等方面对“漂绿”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治理。本文在学习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对DWSGroup案例进行分析,从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因素角度对金融机构ESG投资“漂绿”行为的动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我国“反漂绿”体系框架,以期为绿色金融的平稳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漂绿行为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上市公司ESG报告“漂绿”行为治理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但是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质量良莠不齐,“漂绿”问题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文章首先介绍了影响上市公司“漂绿”ESG报告的内外部因素,再结合我国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治理现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将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体系、贯彻“高层承诺原则”、加强董事会能力建设、强化监事会权责、培养绿色诚信的公司文化、主动披露ESG鉴证报告等治理措施。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加强对“漂绿”的研究和治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助于从长远提高公司环境和经济绩效、提高ESG报告的质量。

大数据赋能的企业会“环保作秀”吗?——基于漂绿行为视角

在“数字+绿色”双转型时代,大数据赋能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通过对A股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分析,构建企业层面大数据赋能的度量指标,考察大数据赋能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大数据赋能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赋能通过提高企业绿色业绩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赋能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或北方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漂绿治理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实现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漂绿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吗

在推进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双赢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企业普遍漂绿的现象,但该现象是否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考察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漂绿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漂绿会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缩减雇佣规模来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媒体监督和管理层薪酬激励能抑制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效应,并且企业漂绿主要降低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漂绿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相关部门应注意该现象,完善相关环境政策。

漂绿行为、企业声誉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环保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开始积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然而,有的企业为了避免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成本,可能采取漂绿手段粉饰业绩,希望借此提高企业声誉。文章旨在揭示企业声誉在漂绿行为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基于2011—2022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未被识别的漂绿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漂绿行为会增加企业价值,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在高管薪酬较高、内部监督较弱、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考虑到外部因素,影响效果在融资约束较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漂绿行为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

论ESG时代企业漂绿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漂绿行为对投资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不利损害应当引起重视。在ESG时代,企业成本效益论、企业诚信经营论及企业社会责任论蕴含了规制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理论逻辑,有助于抵消人们对企业整体环保信誉的质疑。当前,我国面临企业反漂绿环境声明立法规范指引不足、ESG信息披露标准不一致、鉴证机制不完善的法律规制困境。鉴于此,本文提出强化规范指引、确立企业合规义务,建立强制性披露框架、统一披露标准,完善鉴证机制、发挥监督功能的企业漂绿行为规制路径。

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探究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引入国有股东能够通过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环保责任感三条作用渠道,有效抑制民营企业愈演愈烈的“漂绿”问题。差异化分析了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发现相较表述性操纵,国有股权对选择性披露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引入逆向混改二次项,验证了国有股权存在最优的参股比例。异质性分析从行业性质、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及企业声誉出发,揭示了不同情境下逆向混改的绿色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深入推动民营企业逆向混改进程、健全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及加强企业团队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漂绿”倾向

企业日益加剧的“漂绿”倾向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如何从源头破局?文章从企业决策者视角切入,基于2008—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分析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漂绿”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环保认知会加剧企业“漂绿”倾向,且压力型环保认知比发展型环保认知更易加剧该倾向。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环保认知异质性受到环境规制的差异化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环境管理体系和媒体关注能够弱化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漂绿”倾向的促进效果,而约束型环境规制和管理层短视则会加剧该促进效果。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基于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已被证实对研发操纵等企业投机行为具有治理效应,“双碳”目标下,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企业“漂绿”行为会降低3.42%。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民营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漂绿”行为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有助于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漂绿”行为治理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政治关联与企业“漂绿”行为

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的工作重点。从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出发,探讨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为探究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治理机制,引入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度越高,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好,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研究对推动企业“漂绿”治理、促进企业切实履行环保责任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企业ESG“漂绿”行为动因与绩效优化——基于HG公司的案例研究

“碳中和”背景下,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鼓励政策,为ESG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ESG是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综合评估,通过ESG可深入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状况,揭示企业在碳减排、社会责任和绿色治理方面的真实表现。以HG公司为例,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分别探讨其“漂绿”行为的动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ESG“漂绿”行为对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财务绩效和可持续发展、消费者行为等非财务绩效的具体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HG公司ESG管理方面存在的ESG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ESG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完善ESG管理机构设置、强化ESG信息披露等建议,旨在帮助企业在ESG领域的应用提供经验借鉴,为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审计质量会抑制“漂绿”行为吗?——基于企业声誉的视角

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方式,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提高企业绩效和声誉,降低企业内部风险。审计监管或将成为抑制“漂绿”行为的重要手段。以2015—2020年重污染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从审计质量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审计质量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抑制“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经营风险较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更好。因此,在推动绿色金融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应加强审计监督,处理好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漂绿”风险,督促企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国内外漂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研究

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企业的漂绿行为屡禁不止。如何判断、识别和抑制漂绿行为是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主题。鉴于漂绿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有文献分析仍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文章在国内外漂绿领域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对2003—2023年该领域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国外漂绿研究趋势的爆发点略早于国内,但国内外研究总体走势趋同,作者与机构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紧密合作群,对于漂绿行为的各阶段均缺乏量化研究,深度不够。在计量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总结了当前漂绿领域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建议。

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的逻辑与策略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创新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减少“漂绿”行为的发生;促进信息对称流通使“漂绿”行为难以藏身;助推多元协同共治提高“漂绿”治理效率。然而,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也面临治理制度安排滞后、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鸿沟亟待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效性不足等难点问题。为此,需要强化“漂绿”协同治理的制度约束,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对“漂绿”行为的精准、高效治理,实现企业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