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企业漂绿行为的分析及治理

自2020年9月我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社会大众对绿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金融市场也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断注入绿色能量。然而,一些企业仅顾眼前利益制造虚假绿色信息,这种假借环保之名的漂绿行为严重阻碍了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达成。如果不及时规制这种行为,将会对整个绿色市场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企业漂绿行为产生的动因及曝光后果进行研究,提出对漂绿行为的治理建议,为预防漂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启示性作用。

数字金融与企业漂绿行为: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漂绿”行为作为一种选择性披露形式,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逆向选择和委托代理成本,严重影响股东和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化表现的真实判断和合理预期。文章基于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探索数字金融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漂绿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发挥成本效应、绿色效应和风险效应来减少漂绿行为。此外,数字金融对于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在股权性质、环境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质量方面存在异质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一类重要的企业风险管理工具,也是外部保险机构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董责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后,显著抑制了其漂绿程度;第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投资者关注度,能在董责险和企业漂绿间起中介的作用;第三,董责险对具有不同产权性质和资产结构的企业漂绿抑制效果不同,对国有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更有效。鉴于董责险的积极效应,建议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相关法律和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公司治理功能。

高管漂绿行为与利益相关者监管的动态博弈机制研究——基于企业信息披露的信号博弈

利益相关者监管框架下的高管漂绿行为具有自利的一面,也有亲组织的一面,而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高管漂绿行为的发生。现有文献采用三种方式缓解该行为,即监督、激励和弱化信息不对称,本文构建了高管漂绿行为与企业内外部监督管理者的信号博弈模型,同时考虑监督、激励和信息公开之间的互动,分析内外部监督管理对高管漂绿行为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发现,在缺少监督机制的情形下,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信号,高管会调整自身行为,在缺乏激励机制时,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信号。本研究仅供参考。

绿色资源整合能力、漂绿行为与企业绩效——恶性竞争的调节中介作用

本文以漂绿行为为中介变量,恶性竞争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对漂绿行为有负向影响;漂绿行为在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绩效间有部分中介作用;恶性竞争正向调节漂绿行为在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企业漂绿行为分析及治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

本文探讨了企业漂绿行为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基于舞弊三角理论从压力、机会和借口三个维度剖析了企业漂绿行为。通过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案例分析,指出企业漂绿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可能的危害;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角度分别提出了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压力治理、机会治理和借口治理等针对性策略,以促进企业真正实现绿色营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环境保护法》影响市场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估值吗?

本文以新《环境保护法》为契点,选取《南方周末》2014-2015年发布的"年度漂绿榜"中沪深两地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环境规制变化、不同性质企业和不同行业企业对漂绿曝光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上榜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反应显著为负;对于漂绿榜的发布,上榜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反应有显著差异且非国有企业反应更消极;上榜企业中,与能源化工行业和家电通信行业相比,投资者对医药生物行业更为关注。

我国企业漂绿行为治理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

《南方周末》连续9年公布"中国漂绿榜"使公众开始重视企业漂绿行为。本文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总结出企业漂绿的危害,并从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三个方面提出治理意见。

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企业漂绿行为的日益普遍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丰富发展。然而,仍缺乏更深入的文献回顾以揭示漂绿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及影响。文章阐述了企业漂绿行为的内涵、表现形式及衡量指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归纳企业漂绿行为的动机,总结出企业漂绿行为对消费者、企业、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并深入总结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个层面上的治理策略,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漂绿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上市公司漂绿行为市场反应研究——以华北制药为例

漂绿与绿色发展互为对立面,已成为绿色发展一大阻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漂绿事件的研究对推动企业、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至关重要。本文以2017年《南方周末》公布的中国漂绿榜的上榜公司华北制药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其两次漂绿事件进行分析,旨在探究环保处罚日资本市场对漂绿事件的反应,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两次事件体现出不同的惩戒效果,漂绿程度越严重,政府处罚力度越大,市场反应越显著越持久。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漂绿行为市场反应的相关理论,而且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善市场体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借鉴。

“双碳”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动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宣布,彰显了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在企业追求市场利益和迎合外部需求的平衡中,难以避免出现“漂绿行为”,且逐渐发展得更具专业性和隐蔽性,削弱了我国绿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格格不入,也对各利益主体产生不利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施,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从企业漂绿动机入手,将漂绿行为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结合企业主体、市场载体和政府监管等三方参与者,追溯漂绿动因并提出对应的建议,以期实现对漂绿行为的有效监管,顺应双碳目标,构建绿色社会。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政治关联与企业“漂绿”行为

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的工作重点。从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出发,探讨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为探究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治理机制,引入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度越高,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好,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研究对推动企业“漂绿”治理、促进企业切实履行环保责任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绿色技术创新、媒体关注与企业“漂绿”行为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催化剂,或将成为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手段。文章将2012—2022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漂绿”行为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内外部均能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层面,媒体关注度能够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漂绿”行为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对改善企业漂绿行为、推动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ESG报告漂绿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秉持机会主义逐利及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够完善是ESG报告漂绿行为发生的内部诱因,而法律规制及ESG报告通用标准缺位是ESG报告漂绿行为发生的外部诱因。我国对ESG报告漂绿行为的规制存在强制性披露的主体范围较窄、自愿性披露的内容不清晰、ESG报告评价标准混乱以及行业自律规则的软法规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等不足。建议明确强制性披露的主体范围,构建有序的ESG报告披露体系,完善ESG报告评价机制;强化行业自律组织的软法建设,构建ESG知识体系。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助推企业“漂绿”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的455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漂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但报告内容披露的完整程度会降低,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助推企业“漂绿”。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助推企业“漂绿”,但通过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来抑制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发布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漂绿”的助推效果减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企“漂绿”行为的助推效果不明显。建议提升对公司绿色治理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减少“漂绿”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漂绿”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企业“漂绿”现象愈发凸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的有效方案,聚焦于2012—2022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探究了企业战略差异度与其“漂绿”行为之间的关联。深入分析后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其“漂绿”程度呈正相关,且对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战略差异度的探讨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两阶段产品定价决策影响——以建材企业为例

为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建材企业“漂绿”的行为(以下简称“漂绿行为”)的产品定价决策影响,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构建建材企业绿色行为主导、建材企业漂绿行为跟随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且,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视角出发,分析无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阶段下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和最大利润。研究发现:(1)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漂绿”程度的影响,建材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与环境规制强度呈正相关、与“漂绿”程度呈负相关;(2)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采纳漂绿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仅在第二阶段高于采纳绿色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3)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不论建材企业是否采纳漂绿行为,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始终高于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4)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利润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环境规制会增大建材企业绿色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降低建材企业漂绿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因此,建议政府严格监督绿色建材的价格波动,实施与环境规制强度相匹配的价格监督措施。

中央环保督察、投资者关注与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具有一定弱化效应。此外,不同轮次的中央环保督察效果存在差异,首轮的抑制效果较好,第二轮的抑制效果有所减弱。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提高投资者关注,进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防范与治理企业的环保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的环保秩序、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企业漂绿行为曝光的资本市场惩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旨在探讨市场对企业漂绿这类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反应。以《南方周末》2011—2013年发布的"漂绿榜"上榜企业为样本,应用事件分析法,分析企业漂绿行为曝光后资本市场的反应。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漂绿行为曝光后,资本市场对企业形成了一定的惩戒效应,但并不十分显著;资本市场对"公然欺骗""空头支票""本末倒置"和"政策干扰"这类漂绿行为反应敏感,当这类行为曝光时,企业股价显著下降;而对"前松后紧""声东击西""故意隐瞒""模糊视线""适得其反""双重标准"这类漂绿行为,资本市场几乎没有反应。此外,当企业漂绿行为曝光所在地与企业上市所在地相同时,资本市场的惩戒效应显著;当两地不相同时,惩戒效应不显著。

企业“漂绿”行为影响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政府、消费者以及其他外部机构均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倍加关注。企业试图借助社会责任投入提升企业形象,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或对效果进行夸大的行为被称为“漂绿”。本文就企业“漂绿”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做出探究。本文构建了企业的同行相对“漂绿”分数来衡量企业的“漂绿”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349家A股上市公司2017—2020年的1261个样本为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漂绿”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对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以期减少企业“漂绿”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