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牛李党争”对会昌毁佛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对会昌毁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党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存在分歧。牛党倾向于保护佛教,而李党则支持打压。这种对立态势直接影响了会昌毁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其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同时“牛李党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加剧了社会矛盾,给毁佛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牛李党争”散论

本文对“牛李党争”这一影响中晚唐政局甚巨的历史公案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论,首先,文章认为两党之间的斗争并非什么士庶之争、科第之分与政见之争,而是由家族、师生、同门及个人恩怨等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派系之争。其次,文章认为学界流行的“李德裕无党论”难以成立,实际上李德裕与李宗闵等同为党同伐异的党魁。此外,文章还对牛李党争的起因与李逢吉与牛李两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唐代科举制度和牛李党争

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与科举考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座主与门生,同年,同门等官场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都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出现的,这些关系的产生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唐代历时最长、斗争最烈、范围最广的"牛李党争"也是由科举取士事件而开始结怨。综观牛李党争的过程,科举的兴废变革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在唐代党争中,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士人相互排斥,相互争权夺利,意气用事,只知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以派系的观点代替正确的政策。

论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兼论牛李党争之发端与影响

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大的一次科场案,引发了牛李党争。笔者认为史书中所谓的"权幸"实乃吐突承璀,并非李吉甫。牛僧孺对策比较委婉,此次科场案并非由其"苦诋"时政引起,而是朝中抵制削藩势力和倒宰相李吉甫势力,借题发挥,迫使李吉甫罢相,贬谪考官、复试官。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也因此声名鹊起,后来依附于李逢吉、萧仿等朝中反对削藩势力,位至宰相,并聚集了一批多为科举出身的政见相同者形成牛党,在仕进和藩镇问题上,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相互抵牾数十年,直接影响了政局稳定与皇权的巩固。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 ,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 ,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 ,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 ,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

本文对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两党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论述。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订,认为牛僧孺实际上并非“牛党”的党魁,“牛李党争”之名也与历史实际不符。此外,文章还对牛僧孺与牛、李两党人物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文章发现牛僧孺与李党主要人物的关系很耐人寻味:除了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屡屡对他进和排挤打击外,其他李党主要成员不仅极少与他有矛盾冲突,而且还大多与他有着良好的交谊。由此可见他与李德裕、李宗闵、杨嗣复等汲汲于党同伐异的党魁是不同的。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 ,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 ,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 ,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 ,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唐后期方镇使府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

在唐后期方镇使府中 ,府主与宾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近关系。当节帅和僚佐都入朝为官时 ,容易因旧僚关系胶固而结为朋党。在唐后期延续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中 ,在幕为宾主 ,入朝为朋党的现象十分突出 ,牛、李两党中都有宾主在朝党同伐异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的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 。

小说介入牛李党争的又一篇——《李娃传》析疑

《李娃传》为唐代小说名篇,但篇首及篇末记荥阳公子、李娃事的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考证。原来此篇服务于牛李党争,借旧有的《一枝花话》移花接木,引于荥阳郑氏之身,暗指郑亚(李党)娶娼妓为妻,以压其子郑畋之出仕。作者非白行简,当为牛党白敏中。

论李德裕与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对于牛李党争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自然就影响到对李德裕的认识和评价。李德裕在涉及科举用人,裁抑藩镇,制定边境政策等国家大义的问题上均有可佳的作为,而牛党则基本上属庸碌无为、偷安保守之辈。因此,李党的最后倒台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悲剧性。

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

牛李党争作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身处其时的唐代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居易作为身处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牛李党争在其政治态度、诗作内容及风格的前后变化中同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论台参之争与牛李党争

韩愈与李绅的台参之争,是李逢吉为了倾轧李绅而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一场政治阴谋。过去,存在着崇韩抑李的现象,人们倾向于回护韩愈,而把事件的责任引向李绅,因而无法认识到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党争实质,也影响到对事件的客观公正评价。事实则是李逢吉为了结党营私,打击李党,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利用韩愈与李绅两人性格的弱点及因长庆元年科试案而产生的心理芥蒂,制造了这场纷争,不但将李绅排挤出权力中枢之外,还顺带压制了有入相之望的韩愈。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 ,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 ,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 ,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

研究诗人及其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白居易作为身处牛李党争时期的诗人也必然受到党争的困扰,要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及其作品,就不能忽视对其在牛李党争中的处境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的原始材料入手,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梳理。

王茂元与李商隐及牛李党争新释

在王茂元的仕宦生涯中,李德裕明显对其有所援引与偏私,故王茂元的确应属李党无疑;而王茂元之招义山为婿,则是李党藉以打击牛党的一桩政治阴谋。义山之卷入党争也并非无辜,而是其政治上的幼稚与急于事功的心理所致。

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的政治互动

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度渐趋成熟,成为读书人跻身仕宦的重要途径,此时,酝酿已久的朋党政治借科举而兴并相互影响。牛李党争借助政治权力不断对考试制度施加影响,固化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乃至干预科举风习,科举成为朝廷党争角逐的重要领域;同时,科举制度对于朋党政治的影响也日渐深入,突破了牛李两党的士庶界限,应试教育构成了仕宦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读书人的科举宦游也掺杂着党争的因素。这些现象反映出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重大政治事件、社会文化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新论

采用诗、史、文互参论证的方法,从诗人主观意识、客观行事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李商隐出身于牛党,就婚王氏为他招来误解,但仍属牛党,在依附郑亚后成为李党。李商隐依附郑亚的动机除政治倾向相同、为贫而仕外,还有希望李党东山再起的因素。

牛李党争中的杜牧其人

旧史称杜牧“刚直有奇节”,今之论者亦谓其“刚直耿介”,在牛李党争中“不屑逢迎权贵”,“不肯稍事敷衍”。本文以史实为镜照之杜牧,认识其在牛李党争中的依违变化,并追寻出其合于自己、有利于自己、能寄予希望者则趋之,否则则舍之的趋舍标准,以提供对其知人论世的另一个侧面。